补贴之后是什么？

　　上周，笔者采访了中国农业大学金融系教授何广文，其间，就普惠金融的成本问题，何广文指出，普惠金融服务是可以获得合理收益的，不存在所谓的“保本微利”的问题。相反，以非合理价格提供金融服务对弱势群体反而是一种伤害。以“保本微利”提供金融服务，貌似在解决成本障碍的问题，但最后的结果多数是信贷被社会“精英”群体获得，而弱势群体仍无法获取。这种“精英俘获”正需要合理的受益群体的瞄准机制来破解，比如数字普惠，将经济生活数据与金融数据结合，以经济生活的历史数据评判客户信用状况，做到更精准的普惠。这其中提及了两个重要内容：非合理的价格与“精英俘获”，而这两个内容的背后就是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个耳熟能详的概念——补贴。

　　在农村金融领域，最常出现与优惠政策有关的一个是“风险补偿金”机制，一个是财政贴息，前者相当于政府为相关信贷做了有限担保，后者相当于财政分担了部分贷款利息成本，这些“补”或“贴”都降低了银行的风险，减少了贷款人的成本压力，政策设计的逻辑貌似没有问题，但这些低于市场平均成本的贷款最终是谁获得是个问题。笔者在西北某省的某县调研金融精准扶贫时，当地金融机构将扶贫贴息贷款1000万元贷给了一家饮料加工企业，要求该企业安置部分建档立卡的贫苦户在该企业就业，同时按照贷款额度的10%作为分红，分给指定的贫困户，这也是县上一个产业精准扶贫的典型。当笔者问及该企业负责人是否需要这笔贷款时，对方表示这是响应精准扶贫的号召，是一种社会责任。当笔者询问相关银行机构和政府部门代表，如若该企业经营不善，难于完全兑现其扶贫承诺，又该如何，对方无以作答。

　　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首先是企业并不是主动申请这笔贷款，而是相关单位为了完成任务，强加于企业，同时，年底要拿出贷款的10%分红（贷款成本不低），安置贫困户就业就更具弹性了。其次，银行和政府对于可能发生的风险防范考虑甚少，一味地忙着抓落实、树典型。产业扶贫的初衷是从输血到造血，但是，针对大量结构性贫困的存在，输血和造血必须同时运用，一方面，既不能为了完成任务进行“强制供给”，增加企业负担；另一方面，可以看到，这些带有补贴性质的贷款到了基层实施时并未真正完全给到应给到的对象，同时，银行为了规避风险，将风险压力转嫁给了政府和企业，这样的行为已经偏离了普惠金融的本质。

　　“精英俘获”的问题在农村金融领域更是较为普遍。笔者曾经在粤北贫困地区调研土地流转的相关情况，发现一些流转土地的主体本身并非从事农业，而是借助政策及低成本的信贷资金“跑马圈地”，流转了上万亩的土地，将丰富的资源据为己有，但资金并未真正投入到土地上，而是流向了房地产、制造业等行业。这类主体一般在名义上都是来自“土生土长”的当地村子里的人，以返乡创业的姿态回到家乡再创业。笔者不否认农村的改变需要“能人”带动，更不会质疑返乡创业的必要性，但是，如何使的这些“精英主体”在借助政策撬动资源后，能够真正做到惠及当地百姓，并且，将政策给予的好处传导给广大的民众，并不是将获取的资源和资金“挪作他用”，以满足私欲，形成更大的贫富悬殊和社会不稳定因素，这些问题是需要理性看待的。

　　资源和资金永远都是相对有限的，是否被很好地运用的标准体现在其创造价值的多少及合理的分配，尤其是后者——分配问题是触发所有问题的根源之一。为了促进某些领域的发展，政府出台鼓励政策，这种阶段性政策供给相匹配的就是资源和资金的配置，在农村，生产资料和资金的掌控权存在过度集中的问题是导致农村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扭曲的直接因素。当前，中国农村正发生着一次巨大的变革，政府每年都在试图用财政和金融两种手段去影响这种变革的方向，尤其是这几年大力推动的精准扶贫、土地流转、农村普惠金融等诸多重大举措，但所有的宏观政策导向当体现在微观的“补贴”上的时候，对于惠及对象所获取程度的效果检验就变的尤为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