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7-12-04 10:44:02 文章来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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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年,朱镕基带着体改办、财政部、税务总局还有银行等部门的60多人,花了两个多月,跑了17个省市,去劝说各地同意分税制。

  为什么这么大动干戈呢?
 
  因为当时财政体制的核心是“包”,地方政府完成年初的税收指标后,都想尽办法把税收藏在当地,导致中央财政收入的增长连年低于gdp增速。到92年中央财政赤字1000亿,到了不跟银行借钱,政府发不出工资的地步。第二年铁路、港口、民航等一批重点基建项目也因为中央拨不下来钱,被卡了脖子。
 
  那时候每年一度的财政大会,一开至少两三个礼拜,主题通常有两个,一个是地方财政厅跟中央财政部的“罗圈架”打得不可开交,因为几乎所有地区都对中央压下来的税收指标有意见,都说完不成,双方要讨价还价好几个回合。
 
  另一个主题是“募捐会”。中央预算的窟窿年年要补,只好跟地方伸手要“贡献”。但在当时“弱中央”的状况下,财政部长的地位是很尴尬的。当了12年财政部长的王丙乾有一年开口要钱,被一个富裕省份的财政厅厅长当场反目:跟我要钱?我可没有!
 
  收不到税,中央政府只好走走收费的偏门,80年代中期,就发布了“能源交通基金”,之后又发布了“预算调节基金”,到90年代初,每年财政会议之前,中央总要千方百计的出台一些收费措施,也算是一种选择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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