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均衡发展需多样性金融供给

　　近日，银监会发布的村镇银行新政,对农村金融体系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毋庸置疑的是，村镇银行同样脱不开商业机构利润最大化的本质驱动。总是让商业机构“有情怀”地去做普惠金融，似乎存在本质上的冲突。

　　笔者认为，并不是商业机构没有社会责任感，但财务绩效和社会绩效的考量目前尚处于“单边发展”状态。况且，当下情况是，银行的日子并不那么好过。近日发生的浦发银行 成都分行“开年大案”足以说明这一点。

　　金融生态环境的进一步不乐观，实体经济体系一直都隐忧尚存，这种隐忧直接表现为社会分配不合理程度加深，甚至是极端失衡，这已是全球性问题。1月22日，国际援助与发展组织乐施会（Oxfam）发布最新报告《请回报劳动，不要酬谢财富》称，2017年，全球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其中，全球最富有的42人所掌握的财富总额等于全球最贫困的37亿人所拥有的财富。与此同时，全球82%的财富都流向了最富有的1%的群体。

　　反观中国农村，不均衡问题非常突出。这其中，存在着地区间、城乡间、农村社会内部等多种不均衡。例如，总体上，东部地区农村状况要好于西北部、东北部地区；一个省内的城镇化率高的地区要好于农区；在一些村镇内部，资源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或利益组织手中，广大农民的收益水平远低于“少数人”水平。资本下乡，金融供给的不断加大，对于农村大多数人和弱势群体来说，并不是主要的受益者。相反，资本的逐利性导致的问题越来越多，这与一味强调商业化、市场化有一定关联。

　　普惠金融的概念源于“Inclusive finance”，其含义中存在着包容性。笔者理解，这里的包容性从狭义上讲是针对金融普惠的对象，即为不能或很难获得金融服务的弱势群体提供服务，这就是要包容这部分人的“弱势”。从广义上讲，包容还应涵盖对金融供给主体的包容，即金融供给在农村的多样性原则。一般来说，农村金融供给主体都是具有商业属性的机构，而目前缺乏的是社会企业和合作性的金融主体。这种缺失也导致资本逐利本性被逐渐放大，各主体间变成完全市场竞争的态势，这样的背景下推进普惠金融的难度就会越来越大。

　　解决农村均衡发展的问题需要有更加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这是一个多样性的，具有包容性的，各司其职、各得其所的，角色明确的生态体系。并不是所有人都想成为银行家，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想成为企业主，但要有相应机制允许和支持这种多样性发展。例如，近几年一直在推动的省联社改革，从各省改革思路看，大部分都想借助改革“做大做强”，也就是说，这支一直以来定位于县域之中的金融力量，本质上还是想尽快走向资本市场、远离贫困和落后区域。虽然，最初的信用社是合作金融的初心，但是，随着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合作金融本身的初心已逐渐淡漠，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商业银行发展路径。村镇银行本身也脱不开这个本质，尤其是又在鼓励社会资本进入。资本进入本身就不会忽略资本回报的要求，因此，农村金融生态之中的商业倾向过重，缺乏包容性，这也是农村社会发展不均衡的因素之一。

　　在农村，如何发展多样性金融供给呢？要鼓励并完善针对带有公益性的社会企业参与到农村金融生态建设中来，要给这类机构以合法经营身份和地位。同时，要出台相应政策给予支持。例如，人民银行再贷款政策，很多商业银行积极性不高，其实，这样的政策可以释放给相应公益贷款机构完成。再如，对于这类机构的筹资渠道和方式应给予更多鼓励，只要在法律及监管要求允许范围内，应鼓励其开拓有效筹资渠道。想做公益性质的农村金融组织和个人不在少数，但由于势单力薄，很难获得政府和监管部门认可与支持，这也是现实状况。

　　农村金融改革至今，还是比较强调机构改革，供给侧改革。但是，从需求端看，其内生金融形态一直很难发展，这不仅是政策和监管问题，还与农村经济发展及其文化特征有关。中国农村信用环境被破坏并不是一朝一夕的问题，这其中不仅是民间个体之间的信用问题，还有社会多层次、多维度的信用缺失问题。各金融主体都在从不同角度和动机进行信用环境建设，但信用环境本身并不完全是靠外力改变的，应从内部入手。内生性金融在农村表现为合作金融，但合作金融的发展在我国农村力量非常薄弱。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在平台上金融交易的撮合更类似于一种合作金融模式，但其与生产、生活的行为绑定很弱。因此，合作金融在农村金融中的作用如何显现，是农村金融发展的关键因素。浙江省试图打造“三位一体”的农村金融体系值得关注，尤其是与合作社、供销社等组织的联动，这可能为未来合作金融发展提供一定的土壤。

　　均衡发展是世界性问题，农村均衡发展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大问题，农村金融体系的重构影响着上述发展的方向与结果。农村金融发展的初心是什么？当然应该是建设好农村。好的农村标准又是什么？均衡性与公平性原则一定是不能被忽略的。如果一个乡村的大部分资源被少数人控制，收益分配并不合理，即使这些资源为资本带来高额回报，这样的发展也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