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会满开药方指向储蓄大搬家

　　“存钱多、借钱少”是我国一般家庭长期以来的写照，但近年二者出现颠倒迹象。至2017年末，我国居民储蓄增速由2010年以前的16%下降到7.7%的历史最低值，除了投资产品多元化及货币基金迅速发展对存款分流影响明显，居民购房也是存款搬家的一大去向。同时居民贷款增加，带动居民杠杆率急速上升，成为金融系统中的一大风险隐患。对于银行储蓄大搬家，工商银行董事长易会满3月24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提出三条建议，包括打破刚兑、资管业务回归本源，加快推动银行资产证券化等。

　　“消失”的储蓄

　　长期以来，我国居民储蓄率居于世界第一，但这个局面在近年开始生变。

　　易会满介绍，居民储蓄增速近些年下降幅度较大，从2010年以前的16%下降到了2017年的7.7%，增速降至历史最低值。从居民储蓄在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来看，这一下降趋势更加明显。2010-2017年，居民储蓄存款增长与可支配收入之比从25.4%下降至12.7%，下降了一半。今年初央行公布的数据也显示，2017年全年人民币存款增加13.51万亿元，同比少增1.36万亿元。

　　银行储蓄增速为何下降？易会满分析称，除了人口老龄化、消费观念和方式转变、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等因素外，有三个原因值得关注。一是金融脱媒与利率市场化加快了居民财富多元化布局，其中金融市场的资管产品体系日渐丰富，为家庭投资提供了更多选择，对传统和单一形式的储蓄形成了一定冲击。2013年以来，银行理财、信托、公募基金、私募产品规模合计增长超过两倍，存款则成为这五年间居民主要金融资产中惟一占比下降的资产。

　　第二个原因是金融科技背景下互联网理财的兴起加速了存款分流。易会满以基于互联网理财的货币基金为例，货币基金2013年以来出现爆发式增长，规模由不到1万亿元迅猛增长到2017年末的6.74万亿元，其中仅2017年当年就增长近2.5万亿元，而同年储蓄存款增长只有4.6万亿元，分流效应显著。

　　第三个原因是房地产吸引了家庭大量资金流入。2016年和2017年，居民贷款增量连续超过存款增量，开始由资金供给方转变为资金需求方。

　　危险的高杠杆率

　　家庭财富更多投向理财和房产有合理性，因此居民储蓄率下降有一定的必然性，但居民储蓄率过快下降也会引发经济金融风险及连锁效应，不只是会加大流动性风险，影响货币政策传导。

　　易会满指出，居民储蓄率过快下滑，不利于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改革开放40年来，高储蓄是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同时，在我国整体负债水平上升的情况下，较高的居民储蓄率也提供了缓冲空间和较强的安全边际。若居民储蓄率过快下滑，势必会带来债务偿还负担上升，增加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数据显示，2013-2017年，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由33%升至49%。

　　存钱变少、借钱变多带来的居民高杠杆率也已引发监管的注意。十九大会议期间，央行原行长周小川就曾提到，我国家庭的债务杠杆率在全球还不算高，但近几年增长很快，这个快的程度需要注意，不是现在就要去杠杆，而是增长的过程要注意质量。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郭树清在部长通道上谈此状况时也表示这是很危险的。

　　居民储蓄率过快下滑还可能降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抬高实体经济整体融资成本。易会满表示，在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市场环境下，储蓄的多渠道分流，尤其是通过一些互联网金融平台形成空转、拉长链条后，不仅造成了金融资源配置的碎片化和低效化，而且抬高了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对金融配置主体来讲，各种货币基金成本至少比储蓄存款高出两个百分点，而这些高出来的成本势必会转嫁到经济实体上，从而整体抬高社会融资价格。

　　抬高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另一面，就是资金空转，这种现象在2015年10月银行被取消存贷比考核、从拼命拉存款的重任中“解脱”出来后愈加凸显。麦格理集团首席中国经济学家胡伟俊近日在公开活动中指出，中国原来对存款和贷款都有严格的管制，过去几年有一些影子信贷，包括信托贷款、委托贷款，其实是绕过了对贷款利率的限制，银行可以发行理财产品，它也慢慢绕过了对存款利率的管制。通过绕过这些管制，就导致了金融体系越来越大，金融体系内部的杠杆也在大幅提升，包括过去几年中国金融体系内部银行之间互相借贷规模越来越大。

　　开出三道“药方”

　　对于居民储蓄率过快下降及可能带来的影响，易会满提出三道“药方”。

　　首先，回归资管业务代客理财的本质，打破刚性兑付。易会满分析称，收益与风险是成正比的，刚性兑付扭曲了产品属性和风险收益，以致部分家庭在投资选择时，简单将收益视做惟一比较标准，将资管产品当做无风险或低风险产品进行配置，从而对储蓄存款形成过度替代效应。

　　其次，进一步加强互联网背景下各种金融行为的规范。易会满提到，货币基金现形式各异，有的具备投资和支付的双重功能；有的互联网平台无牌经营，高杠杆、高收益、高风险，一般消费者无从识别。建议进一步正本清源，引导规范理性发展，同时坚持商业银行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主渠道作用，发挥其稳定金融市场和社会融资成本的“压舱石”作用。

　　再次，加快推动银行资产证券化，积极应对负债出表。“储蓄存款持续下降带来的负债端量和价的变化，势必会向资产端传导，客观上要求银行资产负债表做出适应性调整。因此，有必要加快推进银行资产证券化进程，完善配套政策，盘活信贷存量，增加资产流动性，这也是推动直接融资发展的应有之义。”易会满说道。

　　事实上，从2016年四季度开始，我国对金融杠杆问题已采取措施。例如全国各地陆续出台了非常严厉的限购政策，一二线城市的杠杆投资行为得到遏制，同时房贷利率持续收紧，观望者增多，很多有购房意愿的人钱暂时花不出去，就留在银行系统；又例如2017年二季度开始，最大的货币基金余额宝的认购额度一降再降，不少抢不到额度的用户也选择将资金放回银行。

　　监管部门也有调整。“去年11月成立的国务院金融发展委员会，就是要处理金融杠杆的问题，防止更多的监管套利产生。这个月银监会和保监会合并，也是去杠杆的过程，我们要开始管控金融风险。”胡伟俊说道。

　　而对有着“影子银行”之称的、规模近30万亿元的资管产品，央行等五部门在2017年11月祭出《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不仅明确了大资管顶层设计路径，也要求资管产品由具有托管资质的第三方机构独立托管，数年前就研究的银行资管子公司模式有望随之破冰。北京商报记者 程维妙/文 白杨/制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