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怎么摆脱“文学的困境”-随便找财经网

如果你此时此刻不以文学为职业，那么我建议你把我这篇稿子看下去。

每个人都曾经是文学青年，这意味着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拥有文学的观念秩序，并在很早的时候就形成了与文学有关的观念的习惯或者习惯的观念。

事实上我们考察思想史，也能发现一个明显的现象，任何一种文化传统的早期观念秩序与文化的呈现形式都是文学的形式，因此文学成为最古典的学科之一。与之比肩的学科，可能只有伦理学。或者我们这样讨论，在人类的思想没有得到足够细分之前，文学是一种原初立场意义上的思想形式。

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文学的叩问伴随了人类所有的心灵史，也记录了人类所有的行为。但正是由于文学的历史过于悠久，文学理所当然卷入了人类心灵和行为的最悠久的自负。

这是我要说的主题，文学的困境。

众所周知，文学即人学，但文学的使命仅仅在于呈现人的存在的细节，并不能影响和更新人性的幽暗性，即在人性论和知识论的意义上，文学从来不能提供方法论。

这意味着多年以来我们夸大了文学的效应。事实上文学的力量在于事实的记录，文学不具有观念秩序的影响力，文学是用细节呈现的方式，试图让人类看见自己的事实的处境。

一个职业的文学家一定理解，文学的使命就是表现人性的事实，而不是关于人性的辨析。文学一直在世界的表面工作，所呈现的不过人在这个世界上的种种叹息。文学传统越悠久的国家，其哲学、政治学、科学和经济学的知识就可能细分得越艰难。

所有的文学家都是哀歌写作者，文学无法提供思想，文学无法提供方法论，文学不负责提供关于人性的开放式纠错的力量。

所以，真正的文学应该到文学为止。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的效用一直被我们放大了。这是一种双向的放大：

一方面所有的文学家都在放大自己的工作，每个杰出的小说家或者诗人，都是一个自我想象的小型造物主，他们靠语言的力量试图创造人的存在，试图赋予人类灵魂某种崭新的特质。这种看上去非常深刻的工作，其实具有僭越的精神，使得所有的文学家都走向理性的自负。

伟大的文学家最后一定走向绝望。因为他们发现自己的语言的创造的工作竟然归于失败，语言的张力在他们的作品里被抬高到极致，然而在现实的改进意义上，文学却一筹莫展。对于伟大的文学家而言，这是沮丧的，失望的，因而也是不可接受的。由此，很多伟大的文学家选择了自杀。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谨慎地认为，不曾渴望自杀的文学家，不太可能是伟大的文学家。

另外一个向度的对文学效应的放大，是人们误以为文学具有改造世界的力量。由于文学家具有改造人性的企图，他们虽然手无缚鸡之力，但却或多或少想改造世界，甚至重构世界。“文以载道”，“文章天下事”，如果把这里的文理解为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则文学家几乎个个都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幻想英雄”。

这可以解释，日常生活中我们看到的文学家，几乎每个人都是左派。的确，人们放大了文学对于现实的影响力，以至于人们对文学家改造世界充满期待。很多爱好文学的人，由此沿着文学的道路切入到政治家的行业。但我们必须时刻牢记，文学家如果成为政治家，这是非常危险的征象。因为他们试图以造物主的想象改造人性，改造社会，这一定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

如果说文学的困境之一是文学创造的困境，那么文学的另外一个困境，是文学的审美困境。

正如罗素所说的，所有的哲学家都是在为柏拉图做注脚。如果我们读懂了圣经，我们会发现，所有的欧美文学家都在为《圣经》做注脚，理所当然，所有的中国文学，比如唐诗宋词明清小说，一直到今天的中国文学作品，事实上都是在为“儒释道传统观念”做注脚。

我想说的是，如果你是一个文学青年，如果你是一位中国作家，如果你恰好没有接受来自圣经的观念秩序的训练，那么你毕生的写作，不大可能超越儒释道传统，你很有可能毕生都在为儒释道传统背书。

这种文学的现象，为当代的文学审美带来了困扰，导致中文读者普遍无法理解欧美文学作品，比如我们阅读雨果的《悲惨世界》，总是理解为革命叙事，事实上雨果讲述的是生命的救赎。比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托尔斯泰讲述的是他对于人类秩序的理解，作为恶之花的安娜与作为善的思想者的列文，共同构成托尔斯泰的文学世界。所以几乎所有的文学家都认为人类最伟大的小说就是《安娜卡列尼娜》，从这个分析看，托尔斯泰的小说结构的确志存高远，而且处理得天衣无缝，的确是一部伟大的小说作品。但中国读者多年以来却只能读到一个压抑的妇女寻求自由寻求解放的故事。

所以，一个中国读者要真正理解西方思想史上的经典作品，没有圣经话语的观念训练，是不可思议的，这会导致我们强行把欧美人的作品塞进我们的儒释道的观念秩序里，进而引起某种玩笑式的误读。事实上中国人阅读欧美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经典著作，都存在这个问题。反之，如果我们首先花费一定的时间，仔细研读圣经，建立起来自圣经的观念秩序，则我们在阅读西方经典的时候，会变得非常容易入门，能够很轻松地进入到他们的问题意识与思辨过程中。

由此，我的问题意识由文学的审美说开去，指向的是我们的阅读困境。

这是我反复讨论过的认识论命题，中国读书人关于西方思想史的讨论绝大多数都是无效的讨论。一个中国读书人，读西方思想史，却不读圣经，拒绝基督信仰的观念体系，就会强作解释，把西方思想史压缩在自己已有的儒释道观念框架里。

我的态度是，如果这样读西方思想史，还不如不读，一辈子读读四书五经也挺好，至少不会闹笑话。

钱钟书和秦晖老师就是这样的，他们很博学，图书馆人生，但却没有观念秩序的更新。我对两位老师的批评文章认为他们不可能成为一流的思想家，曾经引起讨论，那是十年前写的一篇稿子，现在看，我更加坚持自己的观点。事实上胡适，蔡元培也是如此。胡适的实用主义，和现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认识论的进路上没有太多区别。蔡元培的以美育代替宗教，但蔡元培先生却没有对“什么是美”这样的综合命题展开讨论。

这是中国读书人的困境。我们最好的知识分子就处在这个状态，何况是我们这些处在文化断代境况下的人。

有趣的是，虽然我们没有切入西方思想史的流变之中，但并不影响我们的大讨论。事实上只要遇到类似的话题，人们的讨论就非常热烈。我看了大家的讨论，基本上可以判断，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读过圣经，更没有读过神学思想史，也没有读过洛克，康德或者斯密的原著，人们都是看了由中国人写的一些讨论文章，然后就卷入讨论，属于无效讨论，意义不大。

我反复指出过文献的现象，洛克《政府论》上卷一直在讨论圣经，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第二卷第二章专门讨论三大公设：上帝存在，灵魂不死，自由意志。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第七卷关于道德哲学的体系建构，就是建立在上帝无偏差的旁观者之上的。

但我们这些自以为是的中国读书却豪迈地认为，这些文学家和思想家的写作与基督信仰无关。这听上去好像是一个玩笑，大概类似于我们判断自己的观念与儒释道无关。这非常荒诞，某种意义上甚至类似于我们判断，我们活着与阳光无关。

在阅读的问题上，为什么我们这些看上去很聪明的人竟然像一个笑话，原因在于，我们的观念秩序里没有来自圣经传统的观念体系，这种观念的缺失导致我们不仅无法理解，甚至视而不见。“有眼睛却不能看，有耳朵却不能听”。这种认识论的漏洞可谓无所不在，因为人是观念秩序的载体，观念在前，对象在后。我想这样的认识论常识，反复说多少次，也不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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