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税将进行综合调整 网民为何只盯着起征点不放？

　　6月19日，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这则消息被媒体冠以“重磅消息”来报道，在舆论场一石激起千层浪，连续多日霸占微博热搜榜首位。

　　降税历来是公众的热门呼声，此次草案拟调整个税起征点到5000元/月，拟首次增加子女教育支出等专项附加扣除、将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等4项劳动性所得实行综合征税等。此举回应了舆论诉求，让大多数工薪阶层受益。

　　但舆论场上，吐槽的声音也很多，个税起征点未达预期是出现最多的字眼。“对于北上广深来说，这个起征点还是有点低”“上调到1万元比较合适”……

　　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传播法研究中心主任姚泽金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首先，互联网在表达民意时有局限性，网民虽经常自嘲为“草根”，但“构成网民这一群体的主要是知识阶层，他们的收入比社会底层群体要高得多，‘吐槽’的网民群体对中国各阶层的收入情况不一定了解。因此，部分网民认为此次个税起征点拟调整的额度未达到心理预期，是可以理解的”。

　　据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年发布的第41次调查报告显示，月收入在中高等水平的网民群体占比最高。截至2017年12月，月收入3000元以上的占比达42.6%。同时，我国网民规模向高收入群体扩散，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群体占比的增长最为显著。而有别于虚拟社会群体的收入构成，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2017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情况》显示，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为14620元，约相当于月收入1218元。

　　也许就像网友@Whisky柒澄所说：“你以为小城市能拿那么高薪水？三四线城市，很多人月薪才一两千元。”姚泽金也同时强调，“国家个税的调整涉及社会各个阶层，不是针对某一群体的特殊安排”。

　　另一方面，在姚泽金看来，网民的“吐槽”集中在个税起征点上，恰恰反映了当前网络传播环境中的一个规律——网民对于事实的关注，往往具有选择性，网民只关注最简洁的、最直接的信息，而不去关注事件的全貌。姚泽金称：“这体现了互联网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碎片化特征，即对信息传播的真实性、准确性、全面性流失的现象。”

　　纵观草案的传播过程，大部分网民只关注到了个税起征点从3500元变为5000元。姚泽金指出：“草案除将个税起征点调整到5000元外，还包括首次增加教育支出等专项附加扣除、扩大较低档税率级距等，可以说调整的力度非常大。”一些网民也发现了这些亮点，网友@QQ老掉线 就关注到了税率级距的改变：“不只是起征点加了1500元，低档税率和级距的调整对月薪2万以下的工薪族来说，降税幅度还是比较显著的”。网民@ShabbyCeeceekat则发现“（大家）都在关注个税起征点提至5000元。对大部分家庭来说，专项附加扣除才是利好，刨除医疗、孩子上学、租房，没准实际个税纳税起征点是过1万元的”……然而，这些亮点，却在事件传播前期，被部分忽视了。

　　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白姗姗认为，提高个税起征点是草案中的一个亮点。但其他亮点可能对民生更有改善，却被一些网民避而不谈甚至忽视，“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舆论是错焦的”。那么，造成“舆论错焦”现象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白姗姗指出，在此次草案的公开传播前期，相关部门主要展示了大致调整方向和思路，具体细节还有待进一步公开。因此，媒体宣传时，只能将最容易理解的、最直观的数字做成标题。而公众在阅读新闻时，浅、快阅读已成为一种趋势。读者往往倾向于只读标题，或可以量化理解的概念，因此而片面认识此草案，也实属无奈。

　　据观察，在更深入的报道中，已有不少媒体注意到舆论“错焦”问题，重视了对草案各个亮点的平衡性报道，力求引导舆论将焦点“摆正”。

　　此外，在此次草案传播过程中，网民抱怨工资低、房价高、物价上涨的情绪宣泄屡见不鲜。诸如“连缴税的资格都够不上”“请给我一个缴税的机会”，仿佛又将话题拉回到个人收入的讨论上。诚然，工资水平和个人所得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然而，这些单纯对收入水平吐槽的情感宣泄，仿佛也让舆论讨论的焦点“跑题了”。

　　白姗姗认为，这与舆论场“错位宣泄”现象有关：立场先行的态度式舆论表达，在当下舆论场中广泛存在。这些态度与立场，贯穿某一类话题的不同事件始终。具体到本事件当中，就是不少网民可能认为，和收入相关的新闻，只要拿出抱怨、自嘲态度就是正确的。毕竟“深层次的思考与解读需要更多的时间与知识储备，直观的宣泄情绪让网络的发声更加容易、门槛更低”，白姗姗表示。

　　一项重大政策出台，引起舆论热议是好事一桩，说明政策直击社会痛点，是真正的“为民办事”。舆论有点赞、有吐槽、有各种各样的情绪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就如西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成良教授所说：“政府应善于收集网络舆论、倾听网络民意，以此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但网络民意是可以充分、甚至过分、片面表达的，现实生活中的政策制定不能完全被舆论带着跑，还是应该基于真实的国情，考虑各方面的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