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我为什么支持产权改革 而不支持价格改革

　　我们知道，改革要从最薄弱的环节突破。改革开放之初，最薄弱的环节在哪里？

　　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经过学术界反复研究，最后认为是农村。因为农村跟城市不同，无论经济怎么困难，票据能够给城市一些优惠，但农民是没有粮票的，一旦粮食短缺就只有挨饿。所以，改革从哪儿开始？就从这儿突破。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最大功绩在哪里？就是在改革问题上听从农民的意见，农民希望做什么就尊重他们的意愿。所以，农业承包制出现了，这是农村中最大的变化。从这个时候开始，农民的积极性增加了，除了种田，还养猪、养鸡、养鸭了，农贸市场一天比一天丰富了。粮票、肉票、棉花票，各种票证逐渐地消失，证明改革是有效的。

　　更重要的方面是，农村劳动力富余了，开始投入到乡镇企业。办乡镇企业的资金最初是农民自己筹集的。没有技术人员，就到城里去聘用已经退休的工人。当时最时髦的方向是建筑材料，经济要发展，各地都想修房子。乡镇企业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建筑材料，从砖瓦到各式设备乃至一些小五金。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农村人的生活也渐渐好转。

　　就这样，乡镇企业市场慢慢也起来了，农民有了自己投资的地方，经济就开始发生变化了。在计划经济之外，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产生了。光有承包制不够，光有乡镇企业不够，必须有乡镇企业市场，这就在计划市场之外多了一个东西，中国改革走上了一条新路。

　　这些还不够，还在靠近香港的深圳设立了经济特区。在经济特区里完全按照市场规则运行，香港在这里投资，深圳以极快的速度发展起来。

　　总之，中国经济变了，三个大变化开始了。这就等于给平静的水面上投下了三块大石头，整个波浪就起来了。中国经济再也回不到过去了，这就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情况。

　　真正的改革

　　要改城市、改国有企业

　　改革还没完，为什么还没完？因为真正的改革要改城市、改国有企业。怎么改？这是摆在上世纪80年代前期的一个大问题，改革的重心转入城市、转入工业，这样中国才能变。

　　具体怎么改？当时有两种思路：一种是世界银行的意见，放开价格，参照西德的经验。所谓放开价格，就是政府不要管价格，让它在市场上升升降降，经济自己有规律。通过放开价格，西德的经济很快就恢复了。

　　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北京大学提出了另一种改革思路：中国学西德是走不通的，要走产权改革的道路。于是围绕学不学西德又开始了一场争论。

　　1986年4月下旬，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开始了。在会上我的第一句话就说：“中国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中国改革的成功必须取决于产权改革的成功”。

　　这个消息传开后，有领导同志问我，你为什么提出不能放开价格？为什么提出必须走产权改革的道路？我当时的理由有三。第一个理由是，西德放开价格是对的，因为它是私有制社会，私有制社会里不要控制它的价格，价格放开了，它根据市场的波动自己会找到规律，慢慢就改变了。但中国不行。中国是公有制社会，这决定了单纯的放开价格是没有用的，国有企业放开价格以后只会导致价格猛涨，却不能改变企业的地位。

　　第二个理由是，西德搞价格改革有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援助，放开价格后，物价上涨、粮食短缺，都可以通过进口来帮助它，使经济稳定下来。但中国行吗？哪一个国家能够帮助中国放开价格？没有。价格只能是越涨越高，所以这样是不行的。

　　第三个理由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只放开价格，但整个体制没有变，内因起不了作用。另外，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决定流通，放开价格是流通领域的改革，没用。只有产权改革，才能让企业成为真正的主体，才能够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单位。

　　改革之路充满波折

　　“中国的改革不是那么容易的”

　　大概到了1986年下半年，中央决定试试股份制，在一些企业做试点。但后来因为政治形势发生变化，试点停止了，又回到放开价格的主张上。放开价格不能试点，消息一出来，物价猛涨。老太太在街上听说要涨价了，就赶紧买一大包肥皂扛回去，怕涨价。什么东西都抢购，整个经济就乱了。结果到了1988年，又回到了从前，暂不放开价格。当初还有一个计划，价格调整要分开种类调，但价格调整的消息一出来就不是这样了，是卖的就抢。所以，回想过去的经验，中国走放开价格的路是行不通的。

　　后来，股份制终于被肯定了，但又碰到了一个问题，有些老干部担忧国有企业改制后变成私有企业。这种情况下，包括我在内的经济学界，提出了两个办法：第一，增量先行；第二，存量暂缓。

　　什么叫增量先行？比如这个国有企业有100亿的财产，增量先行就是先拿20亿出来上市、出卖。存量暂缓，就是还有80亿暂不动，不影响大局。这样一来，这个事情终于可以实行了。但是实行以后又有问题，问题在哪里？董事会虽然建立了，但是没人来参加，增量不是大头，只能做分散的小股东，这样掌握不了董事会的决策权，所以增量先行也就变成了一句空话，行不通了，还得动存量，这才是中国股份制改革真正的开始。

　　当初增量先行的时候承诺了存量暂不动，可现在要动存量，就违背了当时的承诺，这就是违约，那怎么办？原来买了增量的人，可以再拿钱出来。这样一来，中国的股份制就进入了“二次革命”阶段，就是给原来购买股份制增量的人一定好处，然后就解放了那些原来不让上市的股东。

　　上市怎么补偿呢？按照市场规则来做，效果好的10配4，效果中等的10配3，效果差一点的10配2，这样一来这个难题总算解决了。但这已经到了《证券法》公布以后才做成，所以说，中国的改革不是那么容易的，是一步一步艰难走过来的。

　　（来源：北京日报 2018.07.16 14版）

　　▲ 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创始院长、名誉院长。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留校工作，历任资料员、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系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教授于1988年至2002年任七届、八届、九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2003年至2012年任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2013年起任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厉以宁教授在经济学理论方面著书多部，并发表了大量文章，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他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并对“双重转型”进行理论探讨，另外还主持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这些都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