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应做好加减法:减税与基建都为一个目的

　　而另一方面，在2018年剩下的三个多月中，万亿元规模的地方专项债券将出笼。8月14日，财政部发布《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和使用进度，同时指出今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进度不受季度均衡要求限制。最近一个月，国家发改委投资司分别赴北京、上海、浙江、河南等地开展基础设施投融资实地调研。未来一段时间，基建项目将再次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7月2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曾要求财政部“更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更有力服务宏观大局，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积极财政政策有两个基本方向：一是通过减税降低财政收入，间接促进居民消费和企业复苏；二是通过增加基建投资，直接增加短期总需求。如果积极财政政策的方向是聚焦于大范围、实质性的减税，企业得以借此机会修复资产负债表，将对“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有显著意义；如果积极财政的方向聚焦在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那么短期内有助于“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

　　稳基建对于改变投资持续下行局面具有关键作用，且能一定程度上起到政策托底的效果，但并非力度越大越好，一是加剧债务风险，二是基建对于经济的边际效益递减。

　　不管哪一类基建项目，短期而言，钱都有“沉”下去的可能，只有真正作用到企业生产力提升上，才能发挥最大价值。因此，如何让钱循环起来才是积极财政政策发力的重要方向。根据拉弗曲线理论，减税表面上看使得政府税收减少，但是可以刺激企业加大投资和促进国民消费，从而扩大税基，长期而言，反倒能起到增加税收收入的作用。去年，特朗普就是用了这一招，刺激美国经济强劲反弹。

　　减税是民心所向，亦是大势所趋。

　　首先，中国的减税空间仍然较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信息，2018年1–5月份，全国税收收入76810亿元，同比增长15.8%，增长速度远超同期GDP增速，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这种“逆势上扬”显然不符合积极财政政策的初衷，对于税收减免，还存在着很大的空间。

　　其次，从企业尤其是民企的获得感来说，也亟待减税降费。新一轮的基建投资拉动是否会再次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加剧国企与民企的不平等地位？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在8月10日由国务院召开的“降成本减负担专项督查座谈会”上，远东集团创始人、董事局主席蒋锡培在发言中提出，当前经济、金融、市场的最大成本是制度成本，号召政府下决心降低企业的税费负担，并为此提出了12条具体建议。在这12条具体建议中，半数都与企业减税降费有关。

　　比起财政政策中的政府支出，税收尤其是所得税还能起到“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即在经济繁荣时抑制通胀，在经济衰落时减轻萧条，这种直接从企业端产生的优惠既有利于帮助企业增加利润，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成本”的具体体现。

　　当改革步入深水区，如何在宏观经济政策方做好加减法，考验着政府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