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若减税不易 就多放假吧

　　近一段时间，由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信心不足，居民消费不振，很多人都呼吁以减税来应对。减税可以直接提升企业和居民收入，有利于投资和消费扩大。不久前，政府分别下调了增值税率和进口关税税率，并将个税起征点上调，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但由于力度较小，减税的呼声依然高涨。笔者认为，考虑到当前我国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进一步大幅度减税的难度很大。

　　一、减税不易

　　一方面，前期的财政收入高增长不可持续。今年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13.6%，显著高于6.8%的经济增速，这也是导致很多人呼吁减税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实际上这一超常规的增速是由一些特殊原因造成的，是不可持续的。二季度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显著下降到7.7%，7月、8月则进一步回落至6.1%和4%，预计全年增速能维持和GDP增速同步就不错了。

　　好在政府还有卖地收入。今年1-8月，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同比增长36.4%。但随着国家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日趋严厉，今年土地流拍宗数不断上升，流拍地块总规划面积是2017年的1.5倍。有不少房地产企业和研究机构认为，明年房地产投资可能是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卖地收入恐怕难以保持高速增长。

　　另一方面，欲减税必先减支，但减支谈何容易？事关老百姓(62.530, 1.07, 1.74%)养老和医疗等福利保障的社会保险基金的保险费收入远远低于实际支出，必须靠财政补贴。2016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保险费收入为3.65万亿元，但保险待遇支出是4.25万亿元，缺口高达6000亿元。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缺口只会越来越大。至于其他一般性支出，应该有削减的余地，但前提条件是政府职能转变需要到位，这比减税还难。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随着主要矛盾的变化，我们应该怎样更好地满足这一需要？尤其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财政政策空间缩小的情况下？笔者的建议是：多放假。

　　二、为什么要多放假

　　多放假等于是增加了人们自由支配的时间（即闲暇）。马克思曾经说过：“自由时间，可以支配的时间，就是财富的本身”。在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闲暇的提升能增进消费者福利，因此当然是越多越好。但这里有两个限制：一个是时间本身的限制，一年只有365天，一天只有24小时，闲暇的长度不可能超越这一限制；二是多数人必须工作来获取收入，因此需要把部分时间用于工作。对于一个人来说，他必须在工作和闲暇之间分配时间，获得福利最大化。

　　因此，在收入和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多放假显然会直接提升劳动者的福利和幸福感，这与工作时间不变，但（通过减税带来的）工资和收入上涨的效果是一样的。假期多了，老百姓可以选择休息，可以选择读书或进修，这都有助于人力资本的提升。老百姓也可以选择旅游或购物，这可以刺激消费的增长，毕竟消费也是需要时间的。老百姓也可以选择更多地陪伴家人和朋友，这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和稳定。看看我们的微信内容就知道，不管平时多少牢骚满腹，一到公共假期全是正能量。

　　何况，休息是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人劳动参与率高，工作时间长，就应该多休息。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全世界平均的劳动参与率是56.2%，高收入国家是64%，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是65.3%，而中国是75.2%！至于年平均工作时间，中国没有官方统计，有学者估计在2000-2200小时之间。以发达国家为主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统计，2017年该组织成员国年平均工作时间是1759小时。其中，德国最低，只有1356小时；以勤奋工作著称的日本人年均工作只有1729小时；美国算高的，是1789小时。和中国发展水平接近的墨西哥是2257小时，俄罗斯是1980小时。而且，几乎所有国家的工作时间都逐年减少，如2017年OECD国家平均比2000年少工作72个小时，相当于9个工作日。这反映出，经济越发达，工作时间越少。

　　作为一项政策，多放假不损害任何政府部门的利益，执行起来也没有什么成本，一纸公告就行。当然，天下没有免费午餐，多放假等于是减少了工作时间，可能会影响经济增长。但如果劳动生产率提升的足够快，可以抵消工作时间减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何况，前面提到的多放假可以促进人力资本提升和刺激消费，本身也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中国历史上实行双休日、黄金周等政策措施后，经济仍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就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