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社保政策被钻空子：六七百职工遭诈骗5000万

　　王莲和丈夫站在十字路口，目送王世国的车渐渐消失。桦皮厂镇冬季干冽的空气中，他们轻轻呼出一口气。

　　几小时前，他们去银行取出了6.5万元现金。现在，一摞摞钱就堆在王世国的车上。按照王莲和丈夫的预期，他们将会得到一个有保障的晚年。

　　中间人承诺，代办社保成功后，每个月可领取1050元养老金，当月办理，下月开支。

　　在距离吉林市区30多公里的桦皮厂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厂办大集体的辉煌早已不在，只剩下废弃的淀粉厂、化肥厂和绿化厂，厂房破败，门框脱落。当地人主要靠天吃饭，收成好时一年上万元，不好时就只有几千。6.5万元——对37位受骗的桦皮厂镇人而言，是费尽口舌从亲戚或高利贷处借来的“养命钱”。

　　然而，他们的“老有可依”注定无法到来。据不完全统计，在2016年到2018年间，吉林市发生一起特大社保诈骗案，受害人数达六七百人，覆盖吉林市多个区域，涉案金额达5000万元。

　　截至2018年11月，这起诈骗案的核心成员已经陆续落网，案件目前正处于第二次退回补充侦查阶段。

　　入局

　　2016年8月，和王莲一起卖冰糕的老付说，可以找人帮忙办社保。她问是谁，老付说，是镇政府的关凤玲。

　　关凤玲以前是桦皮厂镇民政部门负责人，后来做了镇政府办公室主任，镇上人办低保和退休，都找她盖章。

　　关对王莲说：“你岁数正好，交得少，开得多。一次性交六万五，这个月办，下个月就能领1050元，工龄给你算25年。”

　　那时，王莲46岁，离法定退休还有4年。虽然是非农户，但由于常年打零工，没有在任何企业正式工作过，没有参加过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关凤玲所谓的“代办社保”，其实是“参保+退休（或提前退休）”的一条龙服务。

　　关凤玲解释说，通过挂靠企业，无论是农户还是非农户，都能和企业职工一样，退休后按月领取养老金。她特别强调不限年龄。“办退”生意中，主要的选择有两种，一是办理25年工龄，“退休”后每月可以领1050元（后来涨到1350）；另一种是30年，“退休”后领1750元。

　　在被骗的委托人中，大都没有到退休年龄，80%为50岁以下的女性，最年轻的只有43岁。

　　王莲想，已经有邻居办成了，月月领钱，不能有假。2016年11月28日，她将6.5万元交到了关凤玲的老公——王世国手上。王莲想要他写个欠条， 他摆摆手说：“错不了，你姐在镇政府工作，由她一手代办，一个月之后就给开支。”

　　一个月之后，王莲没有领到存折。

　　到了年底，关凤玲给王莲看了一张照片：社保局的缴费单据一字排开，桌上堆着的还有红色的存折。王莲放了心，以为自己的钱已经交给了社保局，接下来就该领钱了。可是到了2018年，还是没有拿到存折，桦皮厂镇的其他委托人也是。

　　2018年1月9日，委托人们来到了位于吉林市中心的桔子酒店，见到了传说中的“刘姐”——关凤玲的“上线”。

　　《中国新闻周刊》调查发现，在“刘姐”团伙中，离她最近的下线，要么在政府部门工作，要么与政府关系很近，关凤玲、郑广文、袁纯伟等人都是。这些人再发展自己的下线，组织架构类似于传销组织。

　　关凤玲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她和“刘姐”结识于2012年，曾合伙做过生意。2016年7月，她接到刘的电话，说给她介绍一个生意，让她找人办社保，“可以进到企业里头。”

　　一开始每人的报价是6万，后来涨到6.5万。关凤玲也逐渐发展出像老付这样的下线。

　　该组织不断扩大。吉林市几乎每个乡镇或社区，都有4至5个最低层级的“中间人”，多是农民或打工者，他们最先发展的委托人，多是自己的亲戚或邻居。有几个代办成功的案例后，更多委托人入局。

　　据了解，最低等级的中间人一般收取2000~3000元的“介绍费”，中层则收5千至1万元。最终向委托人的收费标准，在不同的区域各不相同，从5万到13万元不等，这主要取决于中间人的多少。每增加一个中间人，就多一笔回扣摊在委托人身上。

　　比如，桦皮厂镇的价位是每个委托人25年工龄收费6.5万，30年工龄7万元，而从吉林市区向南23公里，在松花江畔的丰满街山河胡同社区，25年工龄的价格则是9万，30年工龄的是10万。

　　“刘姐”全名叫刘沁一，1982年生人， 在关凤玲的印象中，她看起来很年轻，穿着很潮，喜欢涂红唇。说话语速快，音调高，颇有气势。在2018年1月9日在桔子酒店的会面中，刘沁一穿着红白格子衫，帽子上是闪亮的挂饰。她数次打断委托人的控诉，拍桌子。

　　委托人私下去查自己的社保缴费记录，发现有的只有三个月，如王莲的账户中只有2016年11月、12月和2017年1月的记录，每个月的入账金额，均是当年参保单位在职人员养老保险缴费基数的下限。还有的人一个月的入账都没有，只有空头账户，有人甚至连账户也没有，输入自己的身份证号，社保官网上显示的是一片空白。

　　“刘姐”安抚委托人，说自家的资产十倍赔你们也够了。“我丢不了，也跑不了。”

　　她承诺，如果1月25日还没有领到存折，就一次性把钱退给委托人。

　　1月25日，“刘姐”的保姆李月给了关凤玲一个信封，里面是一张介绍信，上写“兹介绍李月同志、关凤玲同志，前去吉林市社保局，领取中国华粮物流集团桦皮厂粮库退休人员工资卡”。

　　挂靠

　　桦皮厂粮库，是该案中被“挂靠”人数最多的一家企业。据不完全统计，这家总共不过30个员工的企业，至少“挂靠”了150个“退休人员”。其他“挂靠”人数比较多的企业包括吉林市江城织布厂和吉化建安公司等。

　　“挂靠”的手续很多并不高明，经常会有纰漏。关凤玲记得，有一次，刘沁一拿来一摞居住证明信，上面的挂靠单位是桦皮厂粮库，却盖有铁安里社区民主街道的章，而这条街道上的企业是吉化建安公司。刘沁一又拿来一些空白的居住证明信，让她重新盖上粮库所在街道的章。

　　同一个委托人，在《劳动者参加工作时间认定表》中，将其单位写为“江城织布厂”，另一张表格上却写成了“江城染料厂”。

　　有接近刘沁一的知情人士透露，刘沁一采取的策略其实很简单：找到什么人，能盖什么章，就挂靠到什么企业。

　　除了《劳动者参加工作时间认定表》，委托人还要填写一份空白的劳动合同，封面上写着“吉林市劳动局监制”。委托人在信息页以及多份劳动合同续订书上签字，而无论是单位名称还是签署日期，都是空白。

　　在《中国新闻周刊》获得的一份“吉林市江城织布厂”职工名册中，共有十位职工在册。他们都是委托人，参加工作的时间从1973年到1985年不等，工资级别、工资额一栏都填写详实，上面分别盖有江城织布厂的企业章，以及吉林市劳工局的公章。这些都是用来证明委托人曾是该企业职工的材料。

　　档案可以伪造，公章却需要通过“关系”才能获得。有证据表明，刘沁一等人与吉林市社保管理和经办部门有一些“交集”。

　　与刘沁一最接近的下线中，有吉林市社保局原信访办主任袁纯伟。有人曾委托其代办社保，交易地点就在吉林市社保局办公室。

　　另一个关键人物郑广文，也曾有在相关部门工作的经历。据曾和其共事过的人透露，郑广文曾在吉林市劳动局分管人事档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大面积的企业倒闭潮中，他可以接触到大量破产企业的公章、空白档案以及空白的工资条等。

　　据多位委托人回忆，郑广文多年前就在吉林市社保局门口“牵驴”（东北俗语，大意是“做中间人”），出入社保局办公区“和走平道似的”。

　　而刘沁一本人，据关凤玲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她曾在吉林市劳动局基层管理科工作过。在一份刘沁一和委托人对话的录音中，她拍着桌子说：“我管档案管了十年。”

　　在2008年劳动保障部门和人事部门被整合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之前，劳动局是社保的主管部门，吉林市社保局现有的很多员工都来自原劳动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