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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肯定是毛衣战，中美两大经济体就跟在超市里斗殴的大象一样，打的两国股市双双休克、争相变熊，相关的企业在近期的孟WANZHOU事件后变得人人自危，生怕一不小心就被对方政府当了肉票。

其次则是经济政策，两只大象互相打的人脑子变狗脑子，不仅世界经济复苏眼瞅着就要中断，自家的经济也都开始出现严重问题。此时，摆在两大经济体面前的已经不仅是怎么弄死对方，而是要保证在对方死之前自己不先被自己玩死。

于是，命运的十字路口就出现了。

减税or放水？

人类的本质是复读机。

不管是封建时代还是近代社会，解决经济问题实际上不外乎两条路：一是以工代赈，二是减税降负。

进入现代商业社会后，人们在这两条路上又加了点指示牌跟绿植，变成了我们常说的凯恩斯主义和里根经济学。

常看我们公众号的读者应该清楚，两者的定义都不复杂。前者是通过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财政赤字，刺激经济，维持繁荣，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用增加需求来促进经济增长。

后者则完全相反，其主要做法是通过削减政府预算以减少社会福利开支，控制货币供给量以降低通货膨胀，减少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以刺激投资，放宽企业管理规章条例以减少生产成本。

通俗而言，凯恩斯主义创造需求促进经济，里根经济学削减开支促进经济。两者虽然同归但绝对殊途。

我国自从改革开放后就是铁杆的凯恩斯主义信徒，无论十年前的四万亿救市还是大规模基建上马，基本都是采用“大放水”创造需求以促进经济繁荣。

那么，为什么我们天然喜欢“放水”而不愿涉及减税呢？

其实这是有着深远的历史传统的。自古以来，中国的封建王朝无一例外属于集权大政府模式，庞大的开支决定了政府很难长久推行“减税”的政策，只能另觅他途，从促进需求这一点着手。

比如春秋时齐国宰相管仲，提出“俭则伤事”的观点，在他看来，大家都不消费，就会造成商品流通的减少，从而妨碍生产营利的活动，故曰“伤事”。要如何才能推动消费？他的答案是，多多消费，甚至无比奢侈地去消费。

他不仅通过国家层面提倡消费来促进需求，同时还认为，每当年岁凶歉的时候，人民没有本业可作，国家就应该进行宫室台榭的修建，以促进人民就业，尤其要雇用那些丧失了家产的赤贫者。这时候修筑宫室，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为了促进就业，平衡经济。

这种“古典凯恩斯主义”在中国一直很有市场，而且也起到了一定的成效，所以在历史惯性之下，现代中国对于政府干预市场和大水漫灌可谓是得心应手。

不过，在目前的宏观经济调控中，“大放水”的边际效益似乎正在趋近于无。

下半年央行几次降准和逆回购，并且通过MLF期望增加市场流动性，以刺激经济上升，然而让央妈失望的是，作用并不是太大，所以在眼下看来，单纯“放水”的货币政策正逐步失效。

通过“大放水”带来的大举债副作用正在凸显，目前全社会的债务率到达了历史的顶峰，债务与GDP的比值达到了250%，显然已经无法通过放水来应对经济困境了。

既然无法通过放水来救市，是否该考虑一下减税？

事实上，决策层早已考虑到了这一点，今年已经有“超1.3万亿”减税费措施在实行，且还高于今年初设定的1.1万亿元减税目标。

然而，为什么动作下去了，市场对此的反应却很冷淡呢？

我们分析，大概有几点原因造成了今年减税对市场提振不佳的结果。

第一，从目前实施的减税措施的受益对象可以发现，普惠式的减税措施主要有增值税税率下调一个百分点及个税的免征额提升。

第二，落地时间靠后，效果未及显现。如今年实施减税力度较大的出口退税及进口关税、增值税税率的下调，落地时间多集中于9月以后。减税效应还没有开始显现。包括普惠式减税的个税免征额提升，同样开始于10月。

第三，减税降费是针对相应企业。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可能收到的正效益仅占全部社会企业的一部分。而且今年税收严征缴，税率下调，但基数扩大。结果却是造成了税收总体规模的上升。

因为以上的原因，使得决策层在今年已经定下了2019更大规模的减税计划，而眼下市场对于明年减税的期望值也已经达到了历史高峰。

市场预计，明年减税降费规模可能在1.5万亿~2万亿元，其中，增值税、个税和社会保险费将是减税降费的主力军，将会更多面向的对企业进行普惠。

眼下，作为毛衣战主角的中美两国都在减税，特朗普政府甚至在去年年底就已经开始了减税措施，比我国整整早了一年。

显然，两边都已经意识到，只有通过减税，才能进一步降低市场主体的实际负担，在供给侧激发微观层面创业、创新的潜力与活力，以使自身的经济体在明年的毛衣战中具备更强大的竞争优势。

那么，我国除了在减税规模和涉及面更广阔之外，明年还有什么是需要注意的呢？

由于中国税制与美国有极大不同，中国必须“量体裁衣”。

除必要的继续减税、税外的企业降负和积极的税改之外，中国至少还应抓住一件大事不放：那就是政府精简机构，压低行政成本开支。

由财政“三元悖论”可知，减税会衍生一个新问题，即在保证政府财政赤字可控的前提下使公共服务供给支出受限。

如何在实现降低企业综合负担、不扩大政府赤字的同时，尽可能保证公共服务的供给数量和质量，是政策制定者需要深入思考的关键所在。

显然，在这种情况下，缩小政府规模是降费、降行政成本并服务于改善民生的不二选择，而缩小政府规模的改革又是一场“啃硬骨头”的硬仗，更需要各方凝聚共识，积极研讨可行操作方案，力求付诸实施。

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更少税外负担、更少行政开支的目的，也才能在财政“三元悖论”与中国实际制约的边界之内，形成减税、控制赤字债务和加大公共支出的新的组合空间，以优化公共资源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