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9-03-11 19:35:08 文章来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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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荒”这个现象似乎已经变成了每年春节过后的常态。一到三四月份,农民工就成了稀缺资源,为争夺农民工各出奇招的新闻不断见诸媒体,然而依旧无法阻挡年轻人“逃离”工厂等制造业平台的步伐。

与此同时,这些不愿在流水线上站班的新一代,则前赴后继地投入了快递、外卖等服务行业中,引发了媒体的大规模报道和讨论。

那么,这个现状到底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现实呢?

据光大证券统计,2017届本科毕业生进入制造业的比重仅为19.2%,较2013届下降了6.6个百分点。90后蓝领第一份工作从事服务业的比重为30%,较80后下降了17个百分点。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生活型服务业正在大幅度吸收劳动力。共享汽车、快递和外卖等创造了近2500万左右个就业机会。

在2015年,美团的外卖骑手还只有1.5万人左右,而到2018年Q4其日活跃骑手早已超过60万,饿了么旗下的蜂鸟专送注册人数也已突破300万。

很明显,这就是典型的制造业人口向服务业迁徙的表现。

造成这个情况有多重原因,但最归根结底的一条还是收入。

以2017年为例,顺丰快递员工平均年收入为12.2万,而制造业就业人员平均年收入为6.4万。

根据相关数据,美团外卖2400万份的日订单带动了360多万家商户和60万外卖骑手,三成骑手的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此外,去年还有200多万兼职外卖骑手从平台获得了收入。

除此之外,工作满意度也是一方面。

根据《2018年新职业人群工作生活现状调研报告》,2018年新职业人群(包括快递、外卖)月收入高于5000元的已过半数,达到52.8%,而且50.5%的人对工作表示“非常喜欢”,对工作表示“喜欢”的有33.6%;对当前工作表示不喜欢的,占比仅有1.8%。

这很好理解,一边是在富士康跟机器人一样做10几个小时每月拿不到5000;一边是骑着电动车可以自由活动,努努力月收入就能上万,你选择哪一边?

十多年前,工人要看老板脸色,现在则变成了老板要看工人脸色。

尤其是90、00后进入社会,这批在网络社会长大的一代跟他们的父辈有非常明显的不同,劳动力流动性大的特点愈发明显,不愿加班自然不用多说,呆得不高兴了趁着买水的空档就直接走人了。

这些变化都将改变现在以及未来的制造业招工生态。

在经济学上有个叫做“刘易斯拐点”的理论。

说的是在二元经济结构中(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在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消失之前,社会可以源源不断地供给工业化所需要的劳动力,同时工资不会上涨。

直到有一天,工业化把剩余劳动力都吸纳干净了,这个时候若要继续吸纳剩余劳动力,就必须提高工资水平。否则,农业劳动力就不会进入工业。

这个临界点就叫作“刘易斯拐点”。

那么中国现在是否有进入“刘易斯拐点”的迹象?

我觉得这需要多方面地来看。

首先,中国的农村确实劳动人口输送有些乏力,增量减少,并且现在出现了众多服务业所衍生的新行业,跟传统制造业在争夺现有的存量劳动力。

另外,随着沿海地区环保力度加大,以及土地成本上升,内地省份承接了一部分从沿海过来的制造业,出省务工的民工越来越少。自然也会出现沿海制造业大省劳动力不足的局面。

从之前的数据来看,2018年Q4,无论是中低端还是中高端劳动力市场,都呈现出劳动岗位供给和需求向中西部、低线城市回流的趋势: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的用人需求中,东部地区下降最多(-0.4%),而西部地区用人需求增加最多(+10.1%);三线城市的CIER指数最高(2.27),一线城市最低(0.88)。外出和省外农民工比例的下降趋势很明显。

笼统一点说,就是劳动力市场结构错配。

一方面市场需要农民工,但农村已经没有农民可以输送到城市,反而有农民工不断返乡。另一方面,大量的江浙年轻人读了大学不愿意做生产线工人,公务员等岗位又不足以吸纳这么多大学生,再者农村来的增量劳动力也在不断减少。

那么,该如何评价这样的现状呢?

我们认为,服务业劳动人口的增加以及产值的提升是好事,但不能以制造业的“用工荒”和衰退为代价。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如果说农业是所有行业的基础,那么工业就是一切行业的支柱,没有传统工业和制造业支撑,这个国家顶多就是个大号香蕉共和国——就像上世纪的阿根廷和洪都拉斯。

尤其是现在我国正处于历史关键拐点,长期的毛衣战决定了制造业必然遭受史无前例的重大考验,如果放任下去,势必会造成工厂的劳动力严重短缺,在正常生产都岌岌可危的前提下,谈何产业的转型与升级呢?

那么,该如何解决“年轻人宁愿送外卖,也不愿进工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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