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牌乱象如何治？或可引入新加坡式拍卖制

　据央视新闻报道，由于北京市机动车牌一牌难求，很多人为此动起了歪脑筋。围绕京牌的灰色租赁和非法买卖，出现了一个规模庞大且组织严密的地下市场。有人全款买车，花两三万元租赁车牌，这使产权纠纷风险较大。有人花16万元假结婚过户京牌，结果却离不了婚而吃尽苦头。

　　除了北京市民为车牌头疼不已，外地车辆进京也面临难题。2019年11月起，号称“史上最严限行”的外地牌照车辆在京限行管理新政开始实施。无论是“进京证”的办理次数还是有效期均受到更加严格的限制，迫使许多有进京刚需的人也要通过违规手段租赁或过户京牌。

　　由京牌乱象引发的法律纠纷和社会闹剧，使北京交通管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一号难求不仅影响北京市高端人才引进，也不利于营商环境的优化提升。加之北京是京津冀一体化的领头羊，京牌乱象也会制约区域协调发展的步伐。比如，在河北省和天津市居住的大量居民在北京工作，或者经常往返北京与居住地之间。京牌和进京证的政策收紧，都使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面临瓶颈。

　　北京是首都和国际化大都市，车辆管理面临的挑战显然比其他城市要严峻。但是，上海、广州、深圳等区域中心城市也面临类似的挑战，也都在车牌拍卖和车辆限行方面采取了类似的措施。随着越来越多的大中城市步入特大和超大城市，大城市交通管理问题可能都要步北京的后尘。因此，京牌和进京证的治理并非孤案，而是具有很强的普遍性和示范意义。

　　目前北京市采取的机动车牌照管理体制存在值得关注的根本问题，使其难以在现有轨道上有实质性突破。无论是收紧车牌和指标，还是限制外地车辆，都是治标不治本的缓兵之策。要想一劳永逸地治理京牌乱象，就需要改弦更张，采取新思路来进行制度创新。

　　北京市为了限制机动车的增长，对每年新增车辆指标采取了机动车摇号制和电动车排队制。但是，由于供需矛盾过于严重，机动车的中签率接近三千人中一个号，而电动车的等待期也已逼近十年。在这种困境下，有车牌刚需的人们要么被迫选择听天由命，要么不得不采取许多违规操作。

　　这些看似严格到近乎苛刻的限制性政策，实际上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催生了大量假结婚和违规租赁等市场乱象。首先，车牌本身是免费的，但是非法租赁和变相交易的价格却很高，说明免费供给制严重背离了车牌的市场价值。与此同时，地下市场的交易所得并没有进入政府财政收入账户，而只是让参与交易的中介和个人中饱私囊。其次，车牌是终身制和可以在家庭内部转让和继承的，所以车牌的数量只会有增无减，机动车数量也年年递增，这使现行政策对机动车控制杯水车薪。最后，供需矛盾使京牌价格水涨船高，并使北京市交通管理的廉政风险高企。比如，北京市交管局原局长宋建国等多名干部就因为替人办理车牌而贪污落马。

　　北京市之所以采取免费发放车牌的做法，同其在政策制定时所秉持的平等和公平原则不无关系。但是，这项表面上看似人人平等的政策实际上并不公平。比如，较早在北京落户和办理车牌的居民，就天然地比后来者享受了更多的政策红利。地下交易和租赁而流失的大量资金原本可以进入公共财政，但是却因为京牌的免费和终身而无法兑现。

　　当人们不得不依靠运气和违规才能获得刚需服务时，就意味着政策本身的导向出了问题。交通管理等公共政策都要秉持宜疏不宜堵的原则，因为如果采取“堵”的治理思路，就会陷入低效反复的围追堵截。但是，如果转而采取“疏”的治理思路，那么就会取得事半功倍和治标治本的效果。

　　以新加坡为例，该国在机动车管理方面就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显著成效。新加坡的车牌采取拍卖制，且有效期为十年。车牌价格随市场供求而决定，政府不对其设定上下限，这使其价格常年维持在6-7万新币，相当于人民币30-35万元。新加坡现有机动车约100万辆，仅凭车牌拍卖一项政策，政府每年就取得300-350亿元收入。与此同时，车辆购置需要支付一比一的进口税，并采取十年强制报废政策，这使政府又获得了另外一笔可观的财政收入。此外，政府对汽油征收高税，并通过电子道路收费系统收取高峰期拥堵费，进一步抑制机动车使用并增加财政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