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洪杰下调存款利率上浮比例强化对经济社会监管力度(图)

陈洪杰下调存款利率上浮比例强化对经济社会监管力度(图)

存款基准利率下调空间有限，降低银行成本有两种选择

陈宏杰

降低存款利率浮动比例，加强高息存款监管。

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社会造成了一定影响。为缓解疫情影响，货币信贷监管部门推出了一系列应对措施。

日前，央行还表示将考虑调整存款基准利率。央行表示，存款基准利率是我国利率体系的“压舱石”，将长期保留。今后，央行将按照国务院部署，综合考虑经济增长、物价水平等基本面，适时适度调整。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下调存款基准利率有利于减轻银行抗疫期间的经营压力，缓解LPR（报价贷款市场利率）下行对息差的压力。但目前活期存款基准利率仅为0.35%，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为1.5%。

“从政策工具来看，财政政策具有定向精准、临时性、政策时滞短等特点，也应发挥先导作用，适合应对疫情的一次性短期影响。” ”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张斌说。

仅有25BP的微幅下调空间

为对冲疫情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负面影响，未来央行货币政策操作将更加灵活，逆周期调节力度将进一步加强。其中，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更为紧迫。不过，目前制约企业贷款利率下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银行存款成本相对刚性。

监管层可能有三种政策选择来降低银行存款成本：一是直接下调存款基准利率。考虑到活期存款成本占整个银行债务成本的比重，下调存款基准利率对银行债务成本的影响将远大于下调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和MLF（中-定期借贷便利）利率。此外，今年监管层将推动浮动利率存量贷款向LPR定价，银行将面临更大的净息差收窄压力。下调存款基准利率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这一问题。

尽管央行表示将“适时适度调整”，但预计存款基准利率下调空间不大。目前活期存款基准利率仅为0.35%，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为1.5%。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较2007年12月高点低246BP。

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庆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考虑到宏观经济降成本、控制通胀和风险防范等因素，当前存款基准利率小幅下调25BP的空间很小。

“下调存款基准利率可能会导致存款脱媒加速，影响商业银行吸收存款的能力，存款利率不宜下调过多，当前存款基准利率已经处于历史低位，下调25BP为宜，据测算，在存款基准利率下调25BP的基础上，后续LPR利率下调15BP对银行利润增速影响不大；若后续LPR利率下调低于10BP，将明显利好上市银行利润增速；高于20BP，将影响利润增速。??” 天风证券分析师也表示。

什么时候会降？哪种类型的银行受影响更大？

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吴戈告诉第一财经记者，LPR改革实施后，对于商业银行来说，利差已经收窄，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需要减少损失。利差。今年1月份CPI处于高位，存款基准利率下调对老百姓不利。存款基准利率近期是否调整存疑。

王庆表示，上半年实施下调的可能性很小。下调存款基准利率将存入央行政策工具箱，但短期内未必动用。

另有银行分析师表示，存款基准利率下调也将压缩货币政策操作空间。抗疫阶段，短期降价的可能性不大。

除了直接下调存款基准利率外，降低银行存款成本的第二个选择是，“在存款利率定价自律机制下，监管层可下调存款利率上浮幅度。目前，上大型银行的存款利率上限为基准利率的1.3倍存款基准利率下调，中小银行一般不得超过基准利率的1.4倍，我们判断当前期权可操作性强，可以发挥作用降低银行负债成本与降低存款基准利率类似。此外存款基准利率下调，将浮动利率下调类似幅度，并不会显着打破大银行与中小银行存款竞争的格局。王青说道。

另一个选择是加强对高息存款的监管。王庆表示，控制和降低银行业整体存款成本，可以以伪结构性存款和智能存款管理为切入点，继续压减规模，对其他高额存款实行更严格的监管标准。 -利息存款行为。这一举措的潜在难点在于，目前中小银行存贷比普遍偏高，成为制约其放贷能力的重要原因。加强高息存款治理，将进一步削弱其存款基础。

如果存款基准利率下调，国有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哪类银行受影响更大？“总体而言，国有大型银行在网点和渠道上具有优势，存款利率较低，存款基准利率下调将缩小国有大型银行与其他银行的存款利差。因此，从存款竞争的角度来看，一般会影响大型国有银行更有利。但也不能一概而论，一些股份制银行、城商行甚至农商行在条款上可能也有一些特殊的优势。产品服务或本地化，甚至在降息的过程中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 王青说道。

一位农商行高管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下调存款基准利率对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利好更大，但对农商行和城商行影响不大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受到的限制较多，吸收存款的产品和工具也比较单一，存款利率较高，可以在当地与大银行竞争。“当然，我们的信用贷款端也更倾向于中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者，贷款利率也更高。” 他说。

抗疫既要货币政策又要财政政策

王庆表示，抗击疫情，结构性货币政策有望继续发力。新的政策工具可能包括： 应对疫情定向降准；信贷额度向重点区域和行业企业倾斜；疫情期间灵活把握监管指标，适度放宽存款准备金率、不良贷款率等考核标准，解决银行能贷、敢贷；扩大新增抵押贷款补充贷款规模，引导政策性银行加大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医疗卫生项目等定向信贷投放。

与总量货币政策相比，财税政策的针对性支持作用更加明显，能够发挥更加直接的作用。因此，抗击疫情需要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共同发力。

王庆表示，一是加大阶段性减税降费力度，重点帮助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稳定就业市场。二是实施必要的支出前置，扩大新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规模，加快重点基础设施项目资金投入，促进基础设施投资提速。各地可根据自身疫情、经济和财政平衡情况，灵活实施一些“备选行动”，缓解当地企业的具体困难，如实施一些阶段性定向补贴等；预算、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张斌还表示，尽快发行弥补政府收支缺口的专项国债，是防止一般信贷崩溃和地方政府收支缺口二次受损的关键保障。以政府信用发行低成本、长周期的特别国债是弥补国际收支缺口的最佳方式。我们需要吸取过去经济刺激方案的教训。政府收支差额无法让地方政府从商业金融机构获得融资。这样做实际上是放弃了利用政府信贷进行低成本融资的优势。不仅融资成本更高，还可能让金融机构大量不良资产被置入，系统性金融风险加大。粗略估计，需要1万亿到1.5万亿左右的专项国债来填补各项优惠政策和增加支出所需的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