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监管：既要“堵旁门”也要“开正门”

　　今年4月初，银监会密集发文出台7个重磅监管文件，自此掀起一场强监管风暴,开展了针对银行业整体风险的一次全面排查和清理整顿。既包括了对传统的信用风险的关注，也涵盖了过去一段时间发展比较快的同业业务和资管业务等。除业务风险外，此次监管还对银行的法人治理和关联交易风险进行了强调。

　　其中，由于过去几年，在金融市场化的推动下，同业业务和理财资管业务发展较为迅速，加之相关的监管规则不完善，没有及时跟上创新的节奏，形成了一定的潜在风险，由此成为本轮监管强化中市场关注的重点。

　　追本溯源

　　同业业务发端于金融机构之间的短期资金余缺调剂，随着市场分工的日益专业化，以及分业监管所造成的市场分割，目前的同业业务已经发展成为全方位的金融业务体系，涵盖了同业资金往来、投资服务、托管服务、通道业务等各个领域。

　　从根本上说，同业业务的发展依托于金融市场，是金融市场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反过来讲，也是金融市场化重要的推动力量。回顾中国利率市场化的过程，我们就不难看到同业业务创新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当然，也不能否认的是，在同业业务快速发展过程中，部分业务模式脱离了正常创新的范畴，转而利用监管规则差异或监管真空，来实现超常规规模扩张或监管套利的工具。这些不当创新，不仅会给银行自身的稳健发展埋下风险隐患，也会给整个金融体系带来不利影响，加大了金融市场的泡沫与波动。之所以会衍生出一些不当创新的模式，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货币环境偏宽松。一来受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宽松政策外溢的影响，二来也是出于稳增长的压力，从2013年“钱荒”之后，我国货币政策整体维持偏宽松的态势。2012年以来，人民银行多次降息，同时通过各种流动性工具进行资产负债表扩张。从2012年到2016年，人民银行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从1.67万亿增加到8.47万亿，四年时间增长了五倍多。流动性充裕的环境下，金融市场利率维持偏低水平，为部分机构逆势进行规模扩张和期限套利提供了机会。

　　二是金融市场化进程加速带来的冲击。一方面体现在金融“脱媒”加剧。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迅速，使银行信贷在社会融资结构中的占比从2002年的95.5%一路下降到60%以下，商业银行传统信贷业务受到严重的挤压，增长乏力。另一方面体现在净息差持续收窄。在利率市场化背景下，商业银行净息差从2012年的2.75%一路走低到2016年的2.22%，中小银行由于收入结构单一，受到的冲击更加明显。作为应对，部分银行试图通过加快规模扩张来以量补价，同时将业务发展重点转向非信贷资产，以谋求非利息收入的增长。

　　三是银行监管套利动机增强。经营压力增大的背景下，为降低成本，银行的监管套利动机也明显上升。2010~2012年之间，随信贷管理收紧，监管套利的主要目标在于绕开贷款规模管制（合意贷款规模）和存贷比指标。2013年之后，资金供求失衡状况逐步缓解，《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开始正式实施，旨在降低监管资本的套利开始占据主流。主要方式是通过拉长交易链条来转换资产形式（或调整会计科目），来降低资产的风险加权系数或实现出表，以此降低监管资本、拨备计提要求，或粉饰财务数据，等等。监管套利的盛行，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审慎监管的有效性，使部分风险未能得到充分的识别和评估，并游离于银行风险管理框架之外。

　　应该说，目前的许多金融风险是多重因素的结果，简单归咎于同业业务本身有失偏颇，也无助于风险的化解。清理整顿同业业务的不当创新，只是治标的一个环节而已。真正的治本，还在于货币政策转向稳健中性和监管制度的逐步完善，以抑制套利的空间和动机。

　　2017变化预期

　　监管的目的在于规范创新业务发展，并不影响行业的长期发展趋势，但在短期内，对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还是会有明显的影响。就2017年而言，银行业可能有如下变化。

　　首先是规模增长继续放慢。预计2017年，银行业总资产（负债）、利润等规模指标的增速会较上年进一步放慢。其一，整体经济仍处于结构性减速区间，银行信贷的需求低迷难有根本性逆转；其二，“资产荒”背景下，银行单位资本收益率水平持续下行，通过补充资本来支撑规模扩张的发展模式，成本越来越高昂；其三，强化“去杠杆”的政策背景下，金融市场资金成本稳中有升，且预期还有进一步上行可能。这种情况下，利用金融市场来实现超常规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小。其四，监管部门将表外理财纳入MPA考核，以及可能对表外理财业务进行的更为严格的监管，都会显著增加监管成本，进而限制商业银行的规模扩张能力。

　　其次是净息差水平止跌回升。从2017年情况看，预计银行业净息差水平有止跌回升的可能，并进而带动净利息收入小幅增长。其一，企业盈利状况有所好转，信贷需求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回升；其二，由于金融市场利率上行以及市场波动等因素，预计2017年的企业发债规模会有所回落，部分发债企业可能转向寻求银行信贷支持；其三，央行日益严厉的（广义）信贷规模控制，有可能增加信贷资源的稀缺性，并提高银行议价能力。综合以上几方面因素，我们预计，在2017年，随着贷款利率的回升，银行资产端整体收益率会有小幅上升。

　　再次是资产结构向常态回归。在“去杠杆”的政策推动下，金融市场过度宽松的阶段已然结束，依赖非信贷业务来进行规模扩张和套利的空间在迅速消失。在市场自发调整和宏观调控的双重作用下，预计2017年非信贷资产业务（在许多银行中，构成了资金业务条线的主要内容）会面临较强的收缩压力，且可能引发一些潜在风险，对部分非信贷资产规模远远超过传统信贷的中小银行尤其如此。

　　最后是信贷结构更趋均衡。预计在2017年，新增信贷结构会相对更为均衡，企业会重新成为新增贷款的主要投向。其一，随企业部门经营状况改善，企业信贷需求增长同时，信用风险也会明显降低；其二，监管部门的窗口指导，会限制新增按揭的规模扩张速度；其三，宏观调控政策下，房地产市场的不确定性，也会导致居民部门按揭需求的下降；其四，贷款利率的上升，也会限制部分的信贷需求。

　　效率与风险平衡

　　事实上，市场之所以会觉得监管升级，更多来自监管力度方面，一是自查和检查严格按照既有的各项规定顶格执行；二是自查的面很广，涉及的业务范围大，给银行带来了更大的合规压力。

　　加强监管的目的，是使银行业的杠杆率水平更加趋于合理水平。客观上，不同国家的金融业杠杆水平差异甚大，而且，即使是同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金融业的杠杆也会有差异。所以，合理不是指一个简单的数量水平，而是要符合一个国家的金融结构、经济发展的实际，并在微观层面上符合银行长期稳健发展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合理水平”应该包括以下几个侧面的理解。

　　金融业的规模扩张与实体经济增速要相适应。金融业扩张大幅快于实体经济，必然会存在较大的资产泡沫风险。

　　银行业的规模扩张要与自身的风险抵补能力相适应。银行业是经营风险的行业，资产规模越大，银行的风险越大，也就需要更多的自有资本金。银行应将表内外风险规模控制在自有资本金和风险拨备可覆盖的范围之内。

　　银行业的规模扩张和业务复杂化程度要与自身管理能力相适应。利率市场化背景下，银行综合化经营趋势已不可逆转。银行业务范围急速扩张，与其他行业交叉、互动情况越来越多。综合化的现实，对银行侧重信贷的风险管理理念和能力都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简而言之，“合理水平”就是效率与风险的平衡。在强调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效率的同时，确保金融体系的风险在可控和可承受范围之内。

　　正如监管部门之前表示过的，监管的目的并非扼杀创新，或抑制银行正常的业务发展，更多地是在摸清底数之后，对现有的业务，尤其是创新类业务进行统一的规范。所以，在我们看来，在经过自查、检查和整改之后，一些重大的监管规则（如资管新规和银行理财监管制度）将会随之推出。这些新规，会在“堵旁门”的同时为符合行业发展趋势的创新“开正门”，为行业的长期健康发展奠定全新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