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个税草案除了起征点提到5000元 没太多进展

　　从21世纪初开始，王小鲁把研究领域从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更多地转向了收入分配领域。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原因很简单，“蛋糕”越做越大了，而怎样“切蛋糕”则变得非常重要。

　　此时，他更关心的是，“蛋糕”是否切得公平合理。

　　新的研究领域让他忧心忡忡，他发现，中国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超过了0.4的警戒线，并持续上升，中国正在从一个收入较为平等的国家转变为一个收入差距非常大的国家。

　　对此，当时中国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些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在追求效率和经济高增长阶段，收入差距扩大是一个不得不忍受而又不用过分操心的事情。

　　同时，“库兹涅次曲线”（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于1955年所提出的收入分配状况随经济发展过程而变化的曲线，是发展经济学中重要的概念）成为一些经济学家解释现实的重要依据，他们认为，经济增长最终会自发地导致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效率最终会带来公平。

　　对此，王小鲁不以为然。他认为，库兹涅茨被曲解了，库兹涅茨本人并不认为收入差距会无条件地随着经济发展而先上升后下降，相反，库兹涅茨认为收入差距变化是当时一系列经济、政治、社会和人口条件造成的。

　　王小鲁发现，库兹涅茨并不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像早期资本主义那样听任收入差距扩大，他特别批评那些关于不要“惩罚性的累进税制和其他类似的东西”，只要“完全的自由市场”之类的观点。

　　此后，王小鲁的研究更为深入和细致。他回忆说，在对中国国民收入问题进行持续性的研究后发现，官方统计数据对我国部分居民的收入水平以及居民收入差距都有很大幅度的低估。而遗漏的部分中，一多半是常规的统计调查方法难以调查到的部分，王小鲁认为，其中大部分可以称为灰色收入，即来源不明、合法性不明的收入，因此其中也必然包括相当数量的非法收入。

　　当他准备就“灰色收入”进行更深入调查研究时，一些朋友劝他不要去碰这一敏感领域，这可能会给他带来麻烦。

　　当时的一些迹象也说明社会在面对这一话题时心态有多么复杂。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本来要在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的“规范灰色收入”等措辞最终被删除。

　　他“固执己见”，希望把事情搞清楚，对收入数据的怀疑，刺激他继续进行深入研究。他和同事们的调查遍及全国27个省会城市和直辖市，还有相当数量的中小城市和县镇。他参与主导了三次颇有影响的中国收入分配调研课题。在调研中，王小鲁敏锐地注意到了“灰色收入”现象，掀开了中国收入分配领域一个隐秘的角落，也引起了更为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领域，灰色收入的存在扭曲了正常的要素报酬价格，这还会严重降低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造成要素配置扭曲，直接影响未来的经济发展。”王小鲁说。

　　他进一步认为，造成这些问题不应该归罪于市场化，而是因为制度存在漏洞，这说明一些重要方面的改革还远没有到位。

　　他认为，要想解决问题，迫切需要推进进一步的改革，其中，最关键的几个问题更为急迫，如严厉打击腐败、规范政府行为、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再分配制度、保证教育的公平性等。

　　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围绕过去40年来中国收入分配改革历程、国民收入差距变化以及未来中国如何进一步推进相关改革，界面新闻深度专访了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不是市场化改革的错

　　界面新闻：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在1990年代后，中国的基尼系数呈现一个大幅度上升的趋势，居民收入差距快速扩大，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王小鲁：我想是这样，中国改革是从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过程，1980年代是开始阶段，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开始松动，市场经济的力量逐渐生长起来。像当时的乡镇企业、个体户，都是那时候开始搞起来的，农村也发生了变化，从人民公社制度转向了农户家庭经营。

　　总体来讲，在计划经济时期，国民收入比较平均，当然城乡差别很大，但是城市居民的收入相当平均，工资差别比较小。 在农村地区，地区之间差别比较大，但是如果是同一个村子，大家都差不多穷。

　　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初期开始发生变化，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段时期内收入差距扩大，是一个是正常现象，它必然要扩大，因为过去人为地保持了平均主义的分配，结果经济搞得没有效率。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按照市场来实现收入分配，必然会在一段时期内导致收入差距扩大。

　　界面新闻：在市场经济下，这种差距会无限扩大下去吗？

　　王小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未必意味着收入差距会不断的扩大。现在世界上很多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收入差距都不大。他们也经历过收入差距扩大的阶段。按照库兹涅茨曲线，收入差距会先扩大后缩小。这未必是一个规律。但是当这些国家走向发达的市场经济的时候，有很多相关的体制、制度建立起来了，比如说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收入再分配等。这就限制了某些利益集团无限扩大自己既得利益的倾向，让分配比较公平。这些制度如果比较完善，就会抑制收入差距继续扩大。

　　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开始阶段，收入差距扩大，我觉得基本上是个正常现象，但是后来这个趋势一直在发展，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到2000年时，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4这个国际通常认为的警戒线，这其中就和腐败、收入分配扭曲等非正常因素有很大关系了。

　　界面新闻：其实，改革开放初期，有一段时期，中国的基尼系数还是控制得不错的吧？

　　王小鲁：是的，改革开放一开始的时候，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是缩小的，1980年基尼系数是0.32，到1984年曾一度下降到0.26左右。这其中主要原因是农村率先改革，启动了农户承包制，也提高了农产品(5.420, -0.03, -0.55%)收购价格，这些改革措施使得几年内农产品产量大幅度提高，农民的收入增长一度非常快，因此城乡差距缩小，带动整个收入差距缩小，基尼系数下降。80年代上半期大体上是这个趋势。

　　但是，后来城市经济改革开始了，情况就变得比较复杂了，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城市发展快于农村，沿海地区发展快于内地，结果导致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地区差距扩大。再有不同居民阶层之间的差距也扩大了。改革以前，比如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各种专业人员和一般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不大，比如你是高级工程师或者科学家，你有很重要的贡献，但是你的工资可能不过是一个普通工人的两三倍，不会太高。

　　界面新闻：当时流行一句话，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王小鲁：对，那还是在刚刚有了个体户之后。随着改革开放推进，人力资本的价值逐渐体现出来了，这是一个因素。再一个因素是过去单方面讲按劳分配，资本是没有地位的，改革开放以后，走向市场经济，按要素分配了，资本有权利在收入分配中占居一个重要地位，资本所有者收入自然会高于普通劳动者。因此，不同阶层之间收入差距也扩大了。在市场化的过程中，这些应该说都是正常因素。

　　界面新闻：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不正常因素有哪些呢？

　　王小鲁：不正常的因素就是后来出现的越来越严重的腐败，造成收入分配严重混乱。突出的是政府资源大量流失。本来财政用于公共项目的投资，或者是用于其它方面的公共服务支出，不明不白的进了一些个人的口袋，少数人迅速发财，一夜暴富。

　　这里面，很重要的是钱权交易。权力和资本勾结，私相授受，出现大量的寻租行为。比如说一个矿山的开采权别人拿不到，但是我可以凭权力给你，我们两个人可能就有私下交易，你可能马上就富起来，我跟着也富起来。当时，这类事情非常多。原因在于市场化过程中，相关的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设都没有跟上，这是突出的问题，导致了收入差距急剧扩大。这中间有大量的是非正常的收入分配，有的是隐秘的非法收入，也有合法和非法边界不清的情况，因此灰色收入大量存在。

　　界面新闻：随着居民收入的这种差距拉大，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多的争议，当时是不是很多批评直接指向了市场经济本身？

　　王小鲁：对，很多人在讲收入差距问题的时候，指责市场经济，认为是改革搞坏了一切，改革引进市场经济，把收入差距无限扩大了。实际上这是一个错误的理解。很简单，我们看看现在世界上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收入差距都比我们小。除了美国基尼系数超过0.4，其他国家都在0.4以下。因此批评市场化导致了收入差距无限扩大，这个逻辑是讲不通的。

　　当然，早期的市场经济因为完全自由放任，没有相应的制度建设，的确导致了贫富两极分化。但是现代市场经济和早期市场经济实际上已经有非常大的差别了。随着经济发展，为了解决社会矛盾和贫富差距，这些发达国家逐渐建立了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老百姓(72.440, -1.63, -2.20%)看病、基础教育等公共服务全面覆盖每个人，人人都可以享受基本保障。另外还有转移支付制度，通过税收调节等实现再分配。这些制度都是为了减少收入差距，为了社会分配更公平。同时还有对政府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的一套制度。这些制度建立起来以后，和基础的市场经济制度相配合，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制度体系。

　　我们恰恰是搞了市场经济，但是相关的一些制度改革和建设没有及时跟进，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也比较滞后，所以才会导致上述问题。即使是正常的市场因素导致收入差距扩大，也需要通过制度建设把它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以内，不能无限扩大。

　　那靠什么来控制？ 我觉得就是在市场体制之外，还需要建立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的体系，防止以权谋私、为所欲为，同时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公共服务制度以及收入再分配体系。

　　界面新闻：在改革开放初期，决策层是否注意到了居民收入差距拉大这种趋势，在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领域是不是采取了措施？

　　王小鲁：这个问题肯定是会注意到的，但是在当时的背景下，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主义和经济效率低下问题。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大家都差不多，看起来是公平了，但是大家都穷，因为没有效率。在实行计划经济的20多年中，我们没有解决农民吃饱饭的问题，而且是靠剥夺农民的办法进行国家积累、搞工业化。事实上这也是不公平的。

　　所以改革开放初期，无论是决策层还是当时的参与者，首先关心的是怎么解决平均主义的分配问题，解决旧的计划体制的弊病，让经济效率体现出来，通过推进市场改革和其他各方面的改革，让经济发展更有效率，这是当时的重点。所以当时讲效率优先。现在回过头来看，在当时的背景下，是有道理的。但是后来分配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了，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在这个过程中间，收入分配问题确实很长时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政策和体制的配套建设都没跟上来，对权力没有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约束，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也相对滞后。我觉得这是个很大的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