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7-07-01 22:15:06 文章来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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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买的房子的价值来自公共服务,这是城市土地价值的唯一来源。无论城墙,还是道路,或是引水工程,公共服务都需要大规模的一次性投资。传统经济中,一次性投资的获得,主要是通过“原始积累”。而新中国成立后,没有对外侵略和扩张获得原始积累的条件,所以土地金融作为城市发展的最主要手段被使用。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启动,都必须跨越原始资本的临界门槛。一旦原始资本(基础设施)积累完成,就会带来持续税收。这些税收可以再抵押,再投资,自我循环,加速积累。历史表明,完全靠内部积累,很难跨越最低的原始资本门槛。强行积累,则会引发大规模社会动乱。因此,早期资本主义的原始资本积累,很大程度上是靠外部掠夺完成的。几乎每一个发达国家,都可以追溯到其城市化早期阶段的“原罪”。
 
    没有“土地财政”,今天中国经济的很多问题不会出现,但同样,也不会有今天中国的城市化的高速发展。中国城市伟大成就背后的真正秘密,就是创造性地发展出一套将土地作为信用基础的制度——“土地财政”!
 
    借助土地巨大融资能力,地方政府可以执行无人能敌的税收减免和地价补贴。其补贴规模之大,甚至使得如此高的税率都变得微不足道。也正是由于地方政府的补贴远大于税负的增长,中国企业才保持了相对竞争对手的优势。中央政府之所以可以保持如此高的税收增长,很大程度是仰仗地方政府更高的土地收益。没有“土地财政”的补贴,企业根本无法负担如此沉重的税收,中央政府的高税率也就不可持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正是因为高房价以及相关的高地价,才造就了具有高度竞争力的中国制造,才支撑了中国产品持续多年的超低定价。
 
    本文的早期版本2013年5月14日曾以“城市化、信用与土地财政”为题,发表在中宏网。简化版以“重新研判‘土地财政’”为题,刊发于《第一财经日报》(2013-5-13)。王建先生、仇保兴先生、周其仁先生和华生先生曾与笔者进行讨论并提出重要修改意见。特别是周其仁先生对本文逐段批注,并到厦门与笔者彻夜长谈。许多网友对本文也提出了很多有益的批评和意见。在此一并致谢。笔者本人对文中的观点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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