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中美贸易争端 宜放眼长远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 美国优先 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明显加重，美国挑起的贸易保护争端逐渐升级。3月23日，特朗普针对中国贸易签署备忘录，此后，中美两国相继公布了制裁清单和反制措施。

　　美国贸易逆差由来已久

　　实际上，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曾分别于1991年4月和10月、1994年、1996年、2010年5次动用过 301条款 对中国进行调查。每次调查过后，美国都公布了相应的惩罚措施，但从结果看，历次调查最后均是以协商谈判收场，惩罚措施实际上被当作谈判筹码。

　　此次贸易争端升温背后的原因较为复杂，概括起来：一是全球价值链错配，导致中国出口、欧美得高附加值，中国顺差、欧美得利益的局面。二是传统核算体系将全部顺差都统计在终端产品出口国，严重高估中美贸易顺差，若按贸易增值法计算，中美贸易顺差至少减少三分之一。三是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必然要求保持逆差对外输出美元，提供国际清偿能力;同时也赋予美国可以无节制印美元、发美债并以此获取其他国家的商品和资源，必然导致贸易项下巨额逆差和资本金融项下巨额顺差。四是美国内部投资率高于储蓄率，必然导致外部巨额贸易逆差，背后则是高福利体制、低利率环境、美元金融霸权地位。五是美国是消费大国，其产业结构差异决定了生产难以满足国内需求，需要大量进口。六是美国限制对中国高科技出口，该领域逆差占对华逆差比重接近40%，但美对其他国家高科技出口为顺差。归根到底，还是美国希望通过限制中国出口，遏制中国发展，维护自身在全球的领导地位。

　　日德应对贸易摩擦的经验和教训

　　日本和德国在制造业崛起的过程中，也与美国发生多次贸易摩擦。当前中国正面临后经济危机恢复期，处于汇率升值和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时期，与当年日德两国处于 石油危机 后的恢复阶段，日元、马克对美元大幅升值，国内经济迫切需要调整的情境相类似。因此，两国经验和教训或对我国有所启发。

　　二战后，日本确立了 贸易立国 的发展战略，并于1956年加入关贸总协定，对外贸易不断发展，顺差不断扩大，这其中就占据了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部分，一度接近60%，导致在1960年之后的30年内，美日之间共发生了7轮贸易摩擦。由于政治和经济对美国的高度依赖，日本在贸易争端中一直处于弱势，被动采取策略化解冲突：一是依据对美出口限制协议控制相关行业产品出口数量。二是签订 广场协议 实施日元升值，并实施货币、财政 双宽松 政策扩大内需。三是同时加大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和亚洲等发展中国家的产能投资，推动产业转移和升级。从结果来看，虽然日本的应对措施造成了巨大资产泡沫和国内产业空心化，导致长期经济衰退，但美国对日本的贸易制裁从某种意义上说促进了日本的产业结构升级，推动日本主导产业从轻工业转型到重工业，进而转变为以技术为核心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出口产品也由纺织品、钢铁、汽车向半导体、电子通讯产品转变。

　　20世纪70年代以后，德国保持着较高的贸易增速，但面临着日本的威胁。80年代初，德国的财政危机和产业结构落后问题凸显，加之 广场协议 签署后，牵连马克大幅升值，德国内忧外患加剧。为此，德国一是实施双向自由贸易开放政策，均衡出口的产品结构和地区结构，德国一种出口商品占比一般不超过25%，与日本同期汽车和机床出口合计占比达70%形成鲜明对比，而美国作为其最大贸易伙伴的顺差仅占比不到10%，有效减少了贸易摩擦发生。二是实施稳健独立的货币政策和适度的财政政策，维持3%以上的存款利率，温和审慎推动汇率升值，削减补贴等财政支出和政府债务增速，大幅减税，淘汰落后产能等。三是持续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扩大自由贸易区范围，欧洲自由贸易区的持续推进，使得德国在汇率、关税和开放度等各个方面具备优越的外贸条件，为德国成为制造强国和贸易强国提供了持续动力。

　　我国应借力顺势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目前来看，中美贸易争端最终走向极端化的可能性并不大，但从长期来看，中美贸易摩擦或将是常态。学术界也对中美贸易争端走向进行了推演，提出了相应的应对措施。但美国主动发起对华贸易摩擦绝非出于贸易领域的孤立思考，综合考虑特朗普政府提出的 减税+加息+缩表+贸易保护主义 一揽子政策，其真正的主战场或在货币、外汇和金融方面。对此我国必须要着眼长远。一是必须牢牢掌控人民币汇率的主导权，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人民币预期升值有利于资金流入，但升值达到一定程度后，其对经常账户的影响逐渐凸显，不利于贸易条件的改善;同时资金大量涌入或会推高资产价格，引发泡沫。二是继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扩大人民币结算额，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提供国际清偿力，大力推广以人民币计价的国际原油期货、矿石期货。三是在坚定不移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进程中，坚持对等开放、对等投资的原则，允许外国资本收购和控股中国的高科技企业，进一步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