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与国运之间的关系-随便找财经网

1999年4月，刚刚上任总理一年的朱镕基，飞抵华盛顿。

来接机的，是时任中国“复关入世”首席谈判代表的龙永图。此时，距1986年中国在日内瓦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方身份，已经过去了13年。

1947年，以美国为首的23个国家签订了关贸总协定，旨在削减彼此之间的贸易关税，促进国际贸易自由化，当时作为中国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即是协定的缔约方之一。时至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关贸总协定也随即邀请新的中国政府恢复缔约身份。但彼时的中国，正处于一场风波之中，资本主义富人们之间的协定，不符合意识形态的要求，干脆就拒绝了。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开始注重外贸的发展，遂于1986年提出复关申请。想加入关贸总协定，必须得到所有缔约方的同意，需要一国一国的谈判，这一谈就是9年。到了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取代了关贸总协定，中国的复关谈判，也就变成了入世谈判。那时候，冷战结束，苏联解体，美国成了当之无愧的全球单极霸主，中美谈判也就成了入世谈判中最关键的一环。美国不同意，一众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国家就不可能同意。

1999年，中美谈判在技术上已经解决了大部分问题，还剩下少数问题互有扯皮，需要更高层的人士来拍板确定。同时，克林顿总统的任期也已接近尾声，如果双方再不能达成协议，就面临着美国国内政治环境变化的风险，谈判怕是又要拖上几年。朱镕基肯去华盛顿，也是得到了有可能签下协议的消息。接机的时候，龙永图在他耳边说道：“差不多了。”朱镕基则回道：“你不要那么乐观嘛。”

后来的情况确实没有那么乐观。美国的政治体制并不是铁板一块，特别是国会，议员们分别代表各个州不同的利益集团。接受中国入世，对美国有利有弊，有利的方面，可以获得中国国内的消费市场和投资机会，不利的方面，传统工业也会面临中国出口产品的冲击，所以国会中存在支持派，也存在反对派。特别是在谈判中，中国出于重大行业安全和意识形态考虑，有几个最根本的坚持，比如坚持化肥行业的国企专营权，坚持电信行业国有控股、坚持资本市场封闭、坚持影音文化作品只能进口不能由外资在国内生产，这让美国相关行业的利益集团十分不满。

因为国会内部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克林顿总统担心难以得到国会批准，最终拒绝了签署协议。同时，为了向国会说明在与中国谈判中取得的进展，美国在没有知会中国的情况下，单方面公布了双方谈判已经达成的共识和美方的要价清单。

和2018年贸易战中美方公布要价清单一样，这一举动给中国谈判团队造成了极大的舆论压力。在当时，中国内部对于是否应该加入世贸组织，本身也存在着争议。谈判之中，中国必然要做出一些让步，比如在农业方面取消针对美国农产品的贸易壁垒，取消对农产品的出口补贴，以在其他方面争取更有利的条件。这些让步条件公之于众之后，被国内舆论认为是软弱、卖国，加上朱镕基赴美又没有签下协议，一时之间，关于中国是否应该入世，又再次成为争论。

应该说，在那个时候，不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没有能够完全看清中国入世之后，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但又都对这样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加入到全球自由贸易的体系中有所期待。1999年11月，中美终于达成入世协议。两年之后，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一员。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决定，几乎完全改变了中国后来的国运。

90年代，中国经济仍然基本以国有企业为主。那时国有企业的首要任务不是盈利，而是稳定就业。企业带着沉重的人员成本和三角债务，陷入半死不活的僵局，生产又不接受市场经济的自发调控，国内供给远大于需求，这些综合因素导致中国经济在90年代陷入了增长减速的通道。

98年上任的朱镕基主导了国有企业的全面改革，为了创造需求，他提出了三大经济政策：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投资基建、开放房地产市场、开放外贸进出口自主权。其中开放外贸这一条，叠加上中国入世的推动，极大的促进了中国贸易总量的提高，继而又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那时的中国正在享受人口带来的红利。农村地区人口外迁，输出了大量的劳动力，让刚刚兴起的传统制造业在国际上拥有了无可比拟的成本优势，中国制造成为了价格低廉的代名词，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横扫国际市场。

中国入世前夕的2000年，一年的进出口总额只有4700亿美元。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不过2年，这个数值就已经增长到了8500亿美元，几乎翻了一倍。到了2017年末，则已经突破了4万亿美元，增长近乎10倍。

外贸的增长，解决了国内过剩的产能，让供需的天平改变了倾斜的方向。赚了钱的企业不断扩大产能，进一步利用成本优势抢占国际市场。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出口额增速远远超过了进口增速，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从2000年不足2000亿一直增长到2017年的2.87万亿。

这些贸易顺差，就成了外汇储备最大的来源。在2012年之前，中国还是实行强制结售汇制度，企业出口赚了外汇，不能自己留下来，都必须交给央行，变为央行的外汇储备，再由央行兑换为等值的人民币给企业。随着中国贸易顺差的增长，外汇储备规模也极速扩大，从2000年的1600亿美元，迅速增长至2017年的3.1万亿美元。

而由央行换汇出来的人民币，投入到国内市场，就形成了大量的基础货币供给。贸易顺差最终转化为了国内基础货币的大量发行，导致央行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拜宽松的货币环境所赐，地方政府和企业掀起了一股又一股的投资热潮，经济杠杆水平不断提高，而房地产市场也在超量货币的支持下一飞冲天，由此形成了入金我们看到的局面。

至2017年末，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达到82.7万亿，早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相当于美国GDP的65%，据美国的差距还有一个英国加一个德国。而在2000年，这个数字刚刚突破10万亿，发展速度之快，令全球惊叹。

由贸易顺差，到外汇储备增加，再到基础货币释放，再到投资加速，从而创造更大的贸易顺差，应该说，中国入世以及后续的外贸大发展，是随后十几年来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基础，创造了这样一种虽然有许多问题，但依然足够耀眼的中国式繁荣。

2018年，美国人终于坐不住了。关税和制裁的大棒一挥，当下的贸易规则美国人不满意，必须得按美国人的方法改一改。

阳光之下，并无新事。要理解美国人的动机，最好的办法就是回顾一下美国的贸易政策史。

二战结束之后，美国建立起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确定了作为全球货币不可动摇的地位。50年代，战后的欧洲和日本百废待兴，美国则进入了制造业的黄金年代，钢铁、纺织、汽车成为了美国的拳头商品，一个家庭只要有一个工人，收入就能买得起房子，还养得起一个全职主妇、三个孩子外加一条狗。

在那个年代，美国的贸易政策和现在完全不同，那时的美国是全球自由贸易的倡导者。在美国的主导下，23个国家形成了关贸总协定，美国的商品得以低成本、畅通的向全球出口，这种制造业向全球的输出，和近十几年的中国颇有几分相似。

不过好景不长，德国和日本快速复苏，让美国制造业的优势逐渐缩小。到了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国贸易顺差也第一次转变成贸易逆差，此后逆差金额逐年扩大，而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则逐渐增长。这个时候，美国的贸易策略发生了变化，由宣扬自由贸易，转变为宣扬“公平贸易”。

美国所谓公平贸易的政策一直持续至今，就像今天特朗普提出来的一样，我买你的东西，你也得买我的东西，买卖不能明显失衡。于是，1974年美国修订了贸易法，这份法案的第301条，概述了美国的贸易制裁措施，也就是后来美国频频对外发起的301调查的基础。

接近80年代时，日本的汽车、电子、半导体工业崛起，在全球战无不胜。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占据了美国总体贸易逆差的60%，而日本人均GDP甚至超越了美国。于是美国人出手了，对日本发起了十几起301调查，要求日本自愿限制汽车等行业对美国的出口，同时扩大市场，增加美国商品的进口。

1985年，为了进一步控制来自日本的贸易逆差，美国要求日本签署了《广场协议》，使日元浮动升值，降低日本商品的出口竞争力。当时的日本无论从军事上还是经济上都依从于美国，并没有什么可以跟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对美国的要求虽然不满，也只得接受。

由于日本货币升值，大量国际资金涌入日本，同时，日本政府为了补贴受到冲击的制造业，实施了宽松的金融政策，导致国内热钱堆积。钱不再流入实体经济，而是在各类资产中空转，追求资产上涨带来的短期利润，股市、楼市等资产一路上涨，出现了巨大的泡沫。90年代初，泡沫最终破裂，日本楼市和股市一落千丈，无数人破产自杀，至此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进入了失落的十年。

由此可以看出，美国人奉行什么样的贸易政策，完全是由自身的利益出发。当美国占据出口优势，能够向全球输出商品的时候，美国就是自由贸易坚定的倡导者；当美国难以平衡贸易，出现巨额的贸易逆差的时候，就开始要求所谓的“公平贸易”，利用关税和制裁搞贸易保护主义。

这并没有什么不妥，每个国家的政策都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如果没有制造业的优势，我们当然也不会上赶着去加入什么WTO。现在的我们正如50年代的美国一样，只是因为自由贸易对我们有好处，我们才成为它的支持者。我们和美国这场贸易战不是偶然，贸易的失衡只是实力对比不断发生改变的表象。

美国人并不真的讨厌贸易。

全球贸易显然给美国人带来了好处，美国得以将低端、污染、高耗能的基础制造业外移，而在全球分工中获取附加值最高、科技含量最高的部分，就像每一部苹果手机后面都印着DesignedbyAppleinCaliforniaAssembledinChina一样。好莱坞输出的影视作品，美国提供的优质医疗和教育服务，也让美国在服务贸易上斩获颇多。

进入21世纪后，尽管美国的传统制造业日渐衰落，但在美国的政治体系下，他们仍然具有数量可观的选票和不容忽视的声音。就像当年克林顿无法在国会意见分歧时签署协议一样，当今的美国政府也必须去考虑各方的利益。这就迫使美国政府不能再像原来一样一味强调自由贸易，而必须抛开传统的WTO多边框架，转向为区域贸易谈判和双边贸易谈判，动用国内法律实行贸易保护。

在这场美国挑起的贸易争端之中，中国其实相当被动。在集成电路等关键科技领域受制于人，进口美国多的是飞机、粮食和汽车，飞机可以买空客，汽车可以买欧日，但粮食只能吓唬吓唬美国人，真的完全不买美国的粮食了，中国人自己就不够吃，总不能饿着肚子打仗吧？

这就导致中国手上能够反击美国人的牌实在有限，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次贸易战里都是美国人在提要求，耍手段，中国媒体虽然每次报道的都义正言辞，但其实并没有太强有力的反制方法。开打贸易战，中美两国当然都会受损，但美国人拿准了中国现在还不够强，一如当年拿准日本一样，伤敌一千，只自损八百，怎么算也是笔划算的生意。

但中国毕竟不是日本。就在美国刚刚挑起贸易战不久，中国在博鳌论坛上宣布了降低汽车关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开放金融领域等一系列措施。没过多久，中国就宣布从7月1日起，将汽车关税从25%下调至15%，同时讲进口汽车零部件关税下调至6%。这两天，中国又再次宣布，要大幅度降低日用消费品关税。这些措施，看上去像是中国为了缓和贸易摩擦，而对美国做出的示好，但背后应该另有深意。

手上的牌不够多的时候，就要自己去抓牌。

中国如此密集的推出贸易开放的举措，是要向全球展现一个贸易开放的中国形象，加强与美国之外地区的经贸合作关系，无论是东盟、欧洲还是日韩，所以随后有了德国总理默克尔的访华，中德两国共同声明，致力于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和加强多边主义。

在开放措施之后，如果美国执意要打贸易战，那么中国开放措施的适用范围，将不包括挑起贸易战的国家。过于依附于美国，是日本失落十年的教训，要降低美国对我国外贸的影响，就要降低美国外贸在我国进出口活动中的占比，同时与全球其他国家深化贸易，共同做大蛋糕。这才是应对美国贸易战的最佳方法，美国自损八百来伤我一千，我们必须要从和全球其他地区的深化贸易中补回五百来。

美国挑起的这场贸易战，是为了缩小贸易逆差，还是打击竞争对手、巩固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不过是一张牌的正反两面。未来与美国的这场谈判，将和20年前那场谈判一样艰辛。可以预见的是，在这场争端之中，我们的损失一定会比美国大。但我们必须在2025制造这样的先进领域迎头赶上，增强自身的硬实力，同时加大对全球其他地区的贸易开放程度，加深双向合作，淡化美国的影响，才能有机会争取到与美国平等对话的地位。

自大航海时代以来，一个新势力的崛起，必然就伴随着贸易输出，而一个老帝国的衰落，则必然伴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中国前二十年的外贸开放，促使了二十年的国运昌隆，而后面的国运，还需再二十年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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