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房改,是迟到还是晚来?

“明年将加快住房制度改革与房地产长效机制建设。”这是中国政府关于房地产发展的最新论调，并提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

在房地产经济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瓶颈”关口，本着问题导向，从房地产这一关键领域着手，加快改革步伐，建立长效机制，形成与实体经济的良好对接，从而从更大格局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推动与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显然已经迫在眉睫。

从落后的物质文化生产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矛盾的转变，充分反映出我国经济发展在内部结构上的重大一跃。从1990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释放红利，最终实现国有企业脱贫，中国经济在世界一枝独秀，到21世纪前20年中国房地产的崛起，完成国家资本的迅速积累，带动基建等设施突飞猛进，中国发展再一次引领世界，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此过程中，增长的背后逻辑——国企改革释放的制度红利与房地产的投资拉动——所体现出的内在激励与外在刺激，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水平与可持续能力，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在实现成功脱贫，并形成规模巨大的社会优质资产，无疑也是今天我们面对规模庞大的房地产存量市场，进行深刻变革，并将其由资产泡沫转化为社会优良资产，推动社会进步而不是拖累社会发展的时代课题。相应的，1997年从泰国蔓延至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韩国，随后波及中国香港的亚洲金融风暴，也应该成为我们当下处置围绕以房地产为核心的金融风险的历史参照，实现“软着陆”的再次轮回。

毕竟，不管怎么说当下昂贵的房地产价格不仅严重影响居民的生活，也令在市场中进行自负盈亏的企业这一最重要的市场主体面临居高不下的经营成本，满足居民住房这一基本社会保障和企业生产廉价用房这一基础生产保障，让全社会轻装上阵，通过积极的智慧创造，推动社会持续进步，才是现代社会成熟与现代文明的重要表现，而房地产价格的畸高，无疑是人为地通过变相地抬高资产价格，最终拉高全社会的运营成本，实现一次集中的短期的迅速变现，这一短期行为虽然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加速社会资本的集聚，实现财富积累，但长期看损伤整个社会持续运营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