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一房难求，刚需的怎么办？-随便找财经网

截至4月16日，西安市2018年开启“最优落户政策”后，累计已有超过30万人落户。而原计划西安今年新增人口目标是50万人。去年实际新增25万人。

新增人口超预期的增长，无疑是西安房价大涨的主因。但是，人口与房价的关系只是近几年来人们关注的焦点罢了，其背后的含金量才是它的价值所在。

竞相发生在西安、武汉等城市降低城市落户门槛现象，表面看是争夺人才，实质上是在低生育率的背景下争夺人口。但是，如果只看到这一步，攸克君觉得还是不够。你更不必觉得，这是户籍制度实际效果层面的松动与进步，因为这些如火如荼的所谓“抢人大战”，无外乎就是公共服务非均等化、国民化的遮羞布而已。

在长久对于户籍制度的指摘、诟病甚至抨击中，在“各种漂儿”的情绪裹挟之下，我们长期混淆了两个基本概念——户籍制度和公共福利、服务。这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但在当下，却在实际层面上被合二为一地看待。

这自然是有缘由的。因为，在当下城市公共服务、福利资源（现在看甚至包括热点城市的住房）有限的情况下，公共服务、福利资源的提供者，将享受这种服务、福利的资格，嫁接在了户籍制度之上，最终才造成了有户籍者和没有户籍者在一座城市中生活的巨大差异。

其实，即便是在中国内地，户籍制度在设置之初，也并非有如此巨大的社会福利资源附加其上。1951年，公安部发布了建立城市人口户籍的规定，这实际上是一个人口登记的技术性规定，并未附加社会福利资源的区别待遇，也没有以户籍手段，限制人口在城乡之间、城市之间流动。

户籍制度与社会福利、公共服务以及限制流动相关，实际上是从1953年开始。当时适逢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实现初级工业化是核心任务。大量工厂在城市重建，导致了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工厂招工当中，实际上有大量寻求非农化的农村人口。

这种现象的出现，连带产生了一个重大问题：由于当时中国粮食总体局面呈现出需求大于供给的状态，如果听任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诉求发展，不仅粮食供给会呈现出矛盾，而且，城市人口对粮食的需求仍将会继续增加。这个问题，对于当时百废待兴的中国而言，颇为重大。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55年6月，国务院正式颁布《关于建立经常的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两个月后的8月，国务院又颁布了《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这两份文件，前一份规定，全户或个人迁入或迁出县级行政区时必须向县一级政府报告和领取迁移证；后一份则规定，城市生活的主要食品——粮食，凭票限量供应。此后，不仅粮食，副食品、生活用品等，也都列入凭票限量供应的范围，而“发票”的依据，则被附加到了户籍制度之上。

由此，中国内地的户籍制度从一种人口管理的技术工具，开始向取得城市公共福利、服务以及资源的制度资质开始转变。由此，这形成一种地方政府施政管理的思路乃至习惯，每当一种具有社会公共产品性质，或者兼具社会公共产品、服务效果的产品以及资源，在供需关系中呈现出供小于求，供应不能满足所有需求的时候，其取得、享受的资质，就会被附加与户籍制度之上。

也就是说，在粮食、副食品、轻工业产品匮乏的年代，这些产品的享用资质与户籍挂钩，后来，随着生产的丰富，成为历史。但在当下，优质教育、住房、医疗、养老等社会公共服务或者社会资源型产品、商品，变为稀缺的时候，户籍就又习惯性的成为了决定谁可以享有、谁不能享有的资质和标准。因此，从这个角度上看，今日短缺的优质教育、住房等，与当年稀缺的粮食、副食品、轻工业产品，没有本质区别。

理解了上述逻辑，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户籍制度本身，最初无非是一种人口管理、统计的技术性手段，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身份证管理制度，没有太大差异。真正的区别在于，社会服务、福利的享有，是否被附加在户籍管理制度之上。

由此我们再回看西安、武汉等地降低落户门槛争夺人才也好、抢夺人口也罢，都更像是一块“遮羞布”，遮住的是以户籍制度决定社会稀缺资源分配的习惯性施政思维，是差别化享有社会公共服务“理念”的延伸，而不是社会服务、公共产品均等享有的“现代化”社会观念。

攸克君承认，中国有诸多现实问题，相对稀缺的社会资源，公共服务资源，在短期不能满足需求的情况下，终归要有标准来决定谁能享有，谁不能享用。其中，管理者、施政者所应做的，是建立一套尽可能公平、透明的规则，来完成这些社会资源、公共服务的分配。

在此过程中，绑定户籍制度，是成本相对较低的一种手段，但管理成本的低廉，与规则制定的透明与公正，如果二者则其一，理性管理者应偏重后者，即便借用“争夺人才，抢夺人口”的逻辑与思路，制定更公平——比如在非本地户籍人口中，参照对当地社会、经济建设、发展、就业等贡献的程度，平等分配优质教育、医疗等稀缺资源，对于吸引人才，推动城市竞争力的发展，其实才更具更加长远的意义。

中国人口增长进入低生育率阶段，城市之间对于人才、人口的渴望，正是一个绝佳的契机，一个还户籍制度人口管理技术工具“本色”的绝佳契机。因此，将户籍制度与城市公共服务、福利和社会稀缺资源的分配逐步分离开来，远比城市之间竞相降低落户门槛，更具现实和制度性意义，也才是值得欣喜的转变所在。

呼应开头。以西安市为例，当地城市是否在配套设施、公共服务方面，为迅速增加的数十万人口，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最新消息，近日发布的《西安市2018年新落户人口适龄子女就学实施办法》提出，“3月23日后落户西安人口，须在原户籍所在地参加中考录取；2017年11月21日以后的新落户人口，须回原户籍所在地参加2018年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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